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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红山文化对话四十年 《红山文化考古记》问世 |
2009-0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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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 研
“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 ”这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也是思想诞生以来，无数人曾经思考以及正在思考的问题。不同的人对这一命题会有不同的感悟与领会，但，相同之处在于，感悟的过程都是在追问生命的源头以及生命的价值。
“1984年10月31日的上午。初冬的辽西山区显得格外安静。工地上只听到小铲碰动泥土的沙沙声音。这几天人塑像残件的接二连三的发现使参与发掘的考古工作者都有一种预感，可能有更为重要的发现在等待着……渐渐一个人头的轮廓显现出来了……一尊女神头像终于问世了。她仰面朝天，微笑欲语……”这段充满神圣感与神秘感的文字片段来自今年 1月刚刚出版的新书《红山文化考古记》，作者郭大顺便是这一北京事件的亲历者。当时的场面被摄影师捕捉了下来，次年，以《五千年后的北京性会面》为题获奖。对于郭大顺来说，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和他的工作伙伴们便展开了一场与五千年前文明进行对话的漫长旅程。至今，依然在继续……
《红山文化考古记》问世时，郭大顺刚刚跨过古稀之年，“人到七十古来稀”，尽管年事已高，他却依然充满热情地沉浸在红山文化的世界中，不断探索和感受着新的发现，并且收获着新的感悟。因此，当2月9日，记者在他家中进行采访时，体会到的是一位考古学者对于科学研究的兴奋和期待，正如《红山文化考古记》封面上那块在陈旧手稿中依然散发着夺目光彩的玉器一样，昭示着人类对于文明的探索永远不会止息。
郭大顺作为一位多年专注于红山文化研究的考古学家，他工作和生活的北京，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近三十余年来的红山文化考古史，这三十余年，也是红山文化考古发现取得最重要收获的一段时期。 《红山文化考古记》便是他以亲历者的口吻，既通俗又严谨地讲述了这段不同寻常的考古历程
“红山文化”、“牛河梁”、“坛庙冢”……这些名字对许多人来说并不陌生，大众对它们的记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但，事实上，鲜为人知的是，红山文化的发现史可以上溯到一个世纪之前。 1908年，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发现了赤峰市郊的红山后遗址，从此开始，一代又一代科学家不断逐渐揭开红山文化的面纱，它的面目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红山文化考古记》并不是郭大顺的第一本专著，但是，他撰写的有关红山文化的专著却是第一次由辽宁的出版社负责出版。他认为，这是一件颇具意义的事情，因为，这表明了辽宁越来越重视自身的文化建设，作为“牛河梁”的所在地，辽宁有义务也有必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去研究和宣传红山文化。
郭大顺作为一位多年专注于红山文化研究的考古学家，他工作和生活的历史，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近三十余年来的红山文化考古史，这三十余年，也是红山文化考古发现取得最重要收获的一段时期。《红山文化考古记》便是他以亲历者的口吻，既通俗又严谨地讲述了这段不同寻常的考古历程。
郭大顺从北京大学毕业后，1968年被分配到辽宁省博物馆，从此就一头扎进了辽西古文化的研究工作里。 “辽宁西部地区，主要是朝阳市以及相邻地区，这里是全国有名的干旱区和贫困区，却又是古文明发达较早的地区。这与世界诸文明古国的状况倒有些相似。 ”
郭大顺在《红山文化考古记》中提出，只要走出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放眼各大考古文化区与中原同步或大致同步发展并相互影响，尤其是重视北方古文化和南北文化结合的作用，那么眼光就会为之一亮。在苏秉琦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指导下，牛河梁考古遗址的发掘工作，具有着史诗般的意义。
今年1月，郭大顺应邀在朝阳师专举行了为期三天共七场的 “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大型学术讲座”，讲座的第一部分是“学术准备”。过去，大家都认为考古发现存在很大的偶然性，牛河梁遗址的发现却有其必然性，那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学术准备的结果。在学术上给予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以指导的便是郭大顺的导师苏秉琦先生。苏秉琦创建的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中，将先秦时代中国人口密集地区的古文化，划分为各有渊源、特征、发展道路又大体同步的六个区系，而包括辽西在内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被列为六大区之首。
郭大顺的考古生涯始终在实践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理论，他在《红山文化考古记》中提出，只要走出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放眼各大考古文化区与中原同步或大致同步发展并相互影响，尤其是重视北方古文化和南北文化结合的作用，那么眼光就会为之一亮。
“从考古学上看到的五帝时代，在多次的文化组合和重组过程中，出现了跨入文明时代与文化趋向一统两者并行相互促进、民族文化传统在不断取得共识的过程中已经初具规模的辉煌局面。所以，五帝时代作为中华文明史的第一章，既反映出它是中国古史上内容最为丰富多彩和最富有生气的时期之一，也表明这个时代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是对中华文化具有奠基意义的一种广阔而深邃的文化认同。”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牛河梁考古遗址的发掘工作，具有着史诗般的意义。
从1983年秋开始，郭大顺随考古队一起正式进驻牛河梁。在寻找居住遗址时，他们在牛河梁的主梁顶上发现了一座庙址。重大发现的接踵而至，提醒着他们，在牛河梁的工作已经远远不是确定某个玉器出土地点的问题了，而是要面对一座5000年前的神秘王国所留下的历史宝库，它的价值可能无法估量。此后，征地、建工作站等一系列准备工作相继展开，这是《红山文化考古记》中的一切叙述进入更实质阶段的开始，同时，也是郭大顺作为考古人更真切地面对红山文化的开始。
王国维认为，“礼”为“二玉在器之形”，为“以玉事神”，即说明礼字的原意为以玉通神之意。近年，史前玉器特别是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的发现，一再证明着王国维的观点。其中，以红山文化的“唯玉为葬”最为典型。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表明，玉在当时已经不是实用的物件，而是被赋予了思想和精神的器物。郭大顺希望将来可以写出一本探讨“玉与礼”的专著。
红山文化除了给中国文明史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之外，在思想史方面的影响也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郭大顺开始思考一些新的问题，他说：“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末提出了‘文化自觉’理论。所谓文化自觉，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有深刻理解。在西方文化强制吞噬的状态下，才可能坚守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作为考古学界，应该为此作出贡献。费孝通先生曾经召集过几次会议，希望就玉器在中国文化传承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作用进行研究和探讨。 ‘礼’是一种内在自觉，是信守的道德规范。古时，士大夫作为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均佩戴玉器，玉器在知识阶层的精神生活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些文化传统，都不是偶然发生的，总有它的源头所在。我们从红山文化出土玉器的情况来观察，玉在当时已经不是实用的物件，而是被赋予了思想和精神的器物。红山文化玉器极具区域特征，与中国文化传统密切相关。集中表现为玉与礼的关系上。 ”
他告诉记者，国学大师王国维对“礼”字有一个极有见地的解释：“礼”为“二玉在器之形”，为“以玉事神”，即说明礼字的原意为以玉通神之意。近年，史前玉器特别是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的发现，一再证明着王国维的观点。其中，以红山文化最为典型。
根据考古工作人员们的发现，红山文化墓葬中虽然普遍都有随葬玉器，但是数量甚少，就是中心大墓和大型土圹石棺墓，也不超过10件，如属于红山文化最高层次中心的牛河梁遗址随葬玉器的26座墓，随葬5件以上玉器的仅7座，包括中心和大型土圹石棺墓各两座。在《红山文化考古记》中，郭大顺就这个现象进行了分析，他写到：“看来这些玉器主要不是财富占有的显示，也不限于表现等级差别，而是自有其特定的实用功能，这就是作为通神的工具。红山文化玉器中多见神化北京为题材的器种，同种玉器又常成对出现，这些也都表明玉器所具有的神器性质和功能。古史关于“以玉事神”的种种记载，说明古人也是一直把玉器作为通神工具来对待的。红山文化对玉器的随葬习俗揭示出了其中的奥秘，这就是红山文化的‘唯玉为葬’……我们在牛河梁积石冢的发掘中，发现绝大多数墓葬只随葬玉器，而不同时随葬陶器和石器。越是大型墓葬，这种情况越为明显，尤其是几座中心大墓和出土玉器较多的大型墓内，除了玉器以外，完全不见其他种类的器物，‘唯玉为葬’的习俗极为突出。 ”
郭大顺希望将来可以写出一本探讨“玉与礼”的专著，将红山文化的研究带入更深的层面。他说：“不难发现，红山人认为玉作为礼器要高于陶器和石器，因此，‘礼’字的最初创意，独以玉为内含，就不足为怪了。文明不是单纯的阶级，是包含许多内容的，尤其是思想方面。诸子百家的思想不是偶然产生的，它们的源头值得我们加以研究。 ”
《红山文化考古记》的封面上印着这样一段话：“红山文化的维纳斯像，或许是以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为媒介，与西方新石器文化徐徐结合而产生的。”我们从中体味到的是旷久的历史与未知的神秘，同时又包含着追寻的希望。记者采访结束后，仅仅过了几日，郭大顺便又启程前往牛河梁考古工作站，开始他新的研究工作了。一个人与一本书，背后包含的是许多寂寞与繁复的工作，但是，更多所承载的是与红山文化相关联的一切充满价值的文明财富，因此，无论是这个人又或者是这本书，都是弥足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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