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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造成了地方GDP之和超全国？ |
2009-08-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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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消息，31个省、市公布上半年的GDP数据总和为153769.4亿元，而国家统计局独立核算全国GDP数据是139862亿元，地方GDP之和高出全国核算数据约1.4万亿元，达9.9%。而且，这种现象在国内似乎已经司空见惯：2004年相差3万亿元，达19.3%；2006年相差0.8万亿元，达3.84%；2007年相差1.2万亿元，达5.1%；2008年相差2.6万亿元，达8.8%。那么，是什么造成了地方GDP之和超出全国统计数据如此之大？这里，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根本途径就是降低GDP指标在政绩考核体系中的地位，客观看待GDP总量和增长率的排序，这不仅有助于缓解基层基于GDP的政绩压力，也有助于为GDP核算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
首先，就技术层面而言。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虽然是一个整体，但各地却以其所辖地区的单位进行统计而不会仔细区别具体生产和销售的地理分布；因此，基于各地统计再相加的GDP数据，往往因重复统计、统计资料来源和系数不一致等而出现系统误差。一者，分地区核算GDP往往会导致跨地区公司所创造价值被重复计算：母公司所在地往往将该公司所有分公司的营收之和相加计算，而分公司所在地又会计算这些分公司的营收之和；二者，分地区核算GDP也会导致不同环节的重复计算：企业的生产地会计算它的生产值，而出口地和销售地又会统计它的出口值或销售值；三者，分地区核算GDP也会导致一些人的收入被重复计算：外来打工者的收入会算在其工作所在地的GDP上，但他汇回去的钱往往又会被户籍所在地的GDP重复一次。显然，随着资本、劳动力以及商品的流动越来越普遍，这种重复计算的现象也就越来越严重。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反映出，基于各地分级统计GDP的统计体系还没有细化对GDP和GNP这两个概念区分：它们迄今还停留在国别界限的划定上，而没有深化到地区之间；正因如此，所有采用国家和地区分别核算模式的国家都存在地区GDP之和超出全国GDP的问题，只不过这一现象在我国尤其明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其次，就制度层面而言。由于我国实行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制度，甚至实行事实上的末位淘汰体系，这种制度激励地方官员为了仕途而不择手段地提高GDP数据，从而导致GDP往往被人为地拔高。一者，一些地方官员唯政绩是举，倾向于将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设定的预期目标作为基准，而力图使本地的增长率高于平均数；二者，一般地，各地方统计部门报送数字时往往左顾右盼，在实际数字中向上进行浮动调整的现象时有出现，从而在统计上报的过程中出现人为的虚增；三者，由于基于基层统计机构的人事编制、事业经费等都受地方政府的管理，因而为了获得各级政府的重视所采取的一些行动也会导致GDP的虚增，开展市、县、乡、村等排序活动夸大了统计数据的功能。
那么，上述两大因素哪个更主要呢？一般地，制度因素对当前这种反差现象影响更大。这可从三个方面加以解释：一者，尽管技术层面的重复统计等会造成统计数据的系统误差，但这种系统误差是有规律和相对稳定的，而近年来的这种高出率却波动明显；二者，即使是重复统计这类看似技术层面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经由政绩的驱动而被放大了，各地都不愿放手这些可以增加本地GDP数据的任何领域；三者，高出率很大程度上也受审查的影响，2004年12月展开的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使得当年高出率缩小到了4.8%，而随后高出率又逐步攀升。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正因为当前地方GDP之和相对全国的高出率主要是制度因素造成的，因而要解决这一不良现象，也主要从制度层面入手。其中，根本途径就是降低GDP指标在政绩考核体系中的地位，客观看待GDP总量和增长率的排序，这不仅有助于缓解基层基于GDP的政绩压力，也有助于为GDP核算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其实，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福利的提高来看，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概念GDP仅仅提供一种指标，追求GDP的最终目的在于全民不断改善的幸福生活；而且，尽管现代社会往往把人均GDP视为衡量国家平均福利程度的主要标准，但GDP本身却无法全面衡量人的福利问题，因而单纯强调经济增长就存在很多问题。一般地，关注一般百姓的切身需求要比专注于GDP数字的增长有意义得多，这些需求包括教育水平、居住水平、健康、环保、安全、交通以及平等、民主等。因此，作为经济政策的决策者，不仅应该关心GDP数字等物质指标，更要关注更广泛的基于人本关怀的幸福指数和发展指数，这些可以对现有的政绩考核体系进行有益的补充和完善。（朱富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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