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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美国一名商业报道记者萨拉·邦乔尼（SaraBongiorni）写了一本书，书名是《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描述自己与家人如何艰难地寻找“非中国制造”的商品。她说，“经过一年没有‘中国’的日子后，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中国商品你也可以照样生活下去，但是你的生活会越来越麻烦，而且家庭开支也会大大增加。以后十年我可能都没有勇气再尝试这种日子。”
这样的一本书，透露出美国民众对中国产品以及中国国家形象的复杂心态。
这不是美国人的第一次。他们也曾因“日本制造”而焦虑不安。当年的美国市场上，到处都充斥着日本生产的家电、汽车、机床、照相机、打印机，等等等等，而且，“日本制造”是品质优秀的代名词。美国人终于知道自己已经不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兔子，他们的惶恐可想而知。为了应对来自日本的挑战，他们也采取了让美元持续贬值的政策。
这一切似曾相识，犹如时光倒错。
现在是“中国制造”。没有中国商品的生活可以作为一种选择，但已经不太实际。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制造商是如何把各种商品的价格压低的。尽管没有一种思维范式能涵括中国的问题，但他们谈论的热度无疑升高了我们的水银柱。“中国制造”的影响力与竞争力，恐怕连我们自己也没有想到。
这样一个吸纳全世界资本、在全球进行采购并向全世界输出商品的“世界工厂”，已经须臾不能放慢自己的脚步。因为这不仅关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稳定，也关乎全球经济的兴衰起伏。但是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正在逐步改变诸多国家的劳资关系格局，甚至影响着全世界的发展观、价值观、文明观。
一个开放中的中国，一个崛起中的中国，将如何影响世界？这个话题这么快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以至于令我们有些手足无措。
有人或许会说，这是个伪问题，只要有足够的力量，只要能够崛起，我们无须作出任何承诺。但我们认为，这是必须予以警惕的。殷鉴不远，正是由于前苏联过于迷信力量的积累，而对于国内结构变化缺乏清醒认知，无视公民权利，利益分配失调，才导致一个超级大国困厄纷至，四顾苍茫，乃至最后陷入危机。
凡成长必有烦恼，这是每个崛起中的国家都要面对的。如何克服这种困扰，是政治家的使命，也是每个负责任的社会公民需要认真思索的。今天，我们希望把这个问题交给中国的企业家、金融家们，他们是全球化经济的赢家，他们应该更具有全球思维。时至今日，我们的一些企业家仍开口闭口捍卫民族工业，抱负固然远大，自身却忘记了对工人、对银行、对土地、对消费者、对出资方的各种承诺，这种高调门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实不足取。我们知道商人行贿往往源于官员索贿，我们知道企业履行承诺的能力往往受制于市场变化，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里，让企业坚守道德底线、严格履行合约，等于承担了过多的公共责任，似乎是有失公允的。
我们认为，追逐价值的增加是企业家的责任，但用什么样的方法增加，却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不计前提地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是非常危险的，最终有可能要砸掉社会对企业家的支持。企业家毕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强势阶层，他们动用社会资源获取了巨大利益，自然不能抛弃秩序重构的责任。关切生活质量的提升，关切社会权益的分配，应该是中国企业家当仁不让的社会责任；不再视工会为陷阱，不再视人权为干扰，应该是中国企业的价值路标。
单纯强调一个环节的责任，当然不能解决全局问题。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来思考：我们如何面对自己的崛起？我们如何驾驭、使用我们正从全球化中获得的力量？
欢迎进入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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