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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30年”百姓财经故事:惠农措施改写历史 |
2009-0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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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取消农业税：惠农措施改写历史
历史总有一个节点。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农业种植历史的国家，对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农民来说，2006年1月1日就是一个节点，从那一天开始，中国进入一个无农业税的时代。
这种“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自公元前594年鲁国就开始征收。中国自古是农业国家，财政主要依靠农业的“皇粮国税”，这是农民长久以来的负担。即便历史上的种种改革，不论“摊丁入亩”还是“一条鞭”，其结果依然走着“黄宗羲定律”的预言，即简化农业税赋，农民得以短暂休养生息之后，仍然又会背上沉重的赋税负担，农业生产与农耕活动的效率得不到真正有效地提高。
新中国成立后，始于1958年的《农业税条例》是中国政府对占人口70%的农民群体征税的法律依据。
2005年12月29日下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在中国存在2600年的农业税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也即废止了在新中国存在了48年的《农业税条例》。不言而喻，废除农业税条例是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反哺农业”，而从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历程来看，由法律来保护农民的利益进入一个新阶段。
农民手里有了钱后购买农业机械
农民种粮积极性高涨
一台新购进的拖拉机开进了农家院
个人志
王正印的水稻玉米交响曲
11月5日，沈阳进入了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天，天气预报表明这是十年来最低的温度。但在苏家屯临湖街道办事处王秀村的农民家里，暖气温度挺高，61岁的老农民王正印极热情地跟记者唠着他那本水稻的收益账：今年的水稻价不错，九毛五一斤，没有农业税，政府还前前后后给每亩地直补了80元呢，尽管生产资料价涨得不少，但现在算起来，收入“还可以”。当王正印说“还可以”时，脸上是充满着喜悦的。不仅唠这个，他还兴致勃勃地告诉记者他种水稻的历史交响曲。
王秀村最初属于沈阳市苏家屯区的城郊乡。村里人祖祖辈辈以种水稻为生，1948年王正印出生于这里，与父辈一样，也做了大半辈子农民。
经历过公社化运动，1983年春，村集体解散了，王正印也按照人头亩数种了六七亩水稻，有时，也捡亲戚不种的地来种。
“年终送‘公粮’之后，也没剩下什么了，但自己只会种田，不种田做什么啊? ”老人低头回想着边对记者说。
老人嘴里的“公粮”就是上个世纪的“农业税”，那时都是通过卖给粮库时，直接由粮库扣去了。他说：“那时农业税一项好像一亩地是24元吧，也好像是24.57元，记不太准了。 ”
粮库扣去了这农业税，村里要提留乡里要统筹，每年还有10个义务工，如果不出义务工还要交代工费，还有种水稻所用的水电费，教育附加费，生产资料种子等这些乱七八糟费用加到一起，一亩地大约要花去270元左右。那时一亩水稻好的地块遇上好天儿，能产上1100斤水稻，不好的地能达到1000斤就不错了。当时每斤水稻也就能卖上五毛或者五毛三。王正印上面说的“也没剩下什么”，是指一亩地水稻毛收入在500元左右，扣除270元左右，剩下也顶多是200元，有时候一亩地只能剩下150元。
八九年前，由于村里农民种水稻效益太低了，农业税不算，水电费还在涨。农民索性不种水稻了，全村4000多亩水田都改种玉米了。在王正印及村里农民眼里 “种大田玉米也不花水电费，省钱，玉米的农业税也比水稻少些”。大约在1999年左右，村里都种旱田了。
可王秀村的自然地块是适宜种水稻的，洼地较多，种玉米这种“旱田也没得利”，村里的农民真是愁眉不展，忧心忡忡。王正印形容旱田再改回水田时用了一个词 “改不起了”。原因是乡里打的三四十眼井里的泵设备全都生锈而不能再用了。“一个泵就得两万元左右呢”，老人讲到这，眉头紧皱，连声叹息。可因为种玉米比水稻收益多一点点儿，再加之改回来的代价太大，明知这地不宜种旱田却一种就种了五年。那些年，祖祖辈辈种水稻的经验与区乡年年搞水稻知识培训，技术员给他们的水稻培训知识都打水漂了，毫无用处。
处于困境中的王秀村迎来了连他们自己也想不到的机遇。 2005年，沈阳市先于全国取消农业税，同时对村提留乡统筹等一些涉农费用进行减免。一直为农民收入徘徊不前而忧心的王秀村村书记一下狠心，到处筹钱，借来100万，各户农民每户再集来100元，“改回来”。三四十眼井的泵是从别的工地上花了很少的钱买来的，这样，王正印老人又开始种水稻了。
王正印的女儿仍嫁在王秀村，却在苏家屯区里打工，她家里的地都给王正印种，又捡了一些以前亲戚不种的那些地，王正印与老伴儿一共种了30多亩水稻。忙时请两个亲戚来帮忙，平时自己照料就可以。2006年，赶上水稻价儿好时，一斤卖到九毛七，没了农业税等，国家还给了直补，扣除种子、化肥、农药，老人一年下来赚了三万多。 “关系好的亲戚给他们一些水稻就行了，远一点关系的亲戚，象征性地给他们一点租地费就成。 ”老人笑着对记者说，“这两年真是好多了”。而且村里收上去的100元也退给我们了。
去年的收入也跟2006年差不多，今年由于生产资料涨价，王正印感到没有进步，但仍是比那些年“强多了”。老人话不多，总重复这么两句。
他还有一个担心，就是因为有亲戚看到他种地效益好已经跟他打招呼，明年准备要回自己的地。“女儿家的那块地，我绝不会还给她的，别的亲戚就没办法了。 ”老人真是有点把土地当宝贝种地种上瘾的感觉。
大时代
辽宁取消农业税的先行进程
历史事件总用时间来排。从时间排序来看，我省取消农业税是先行一步的。
200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中国将从当年起，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五年内取消农业税。
也即是2004年，我省的大连市在全国率先自费取消了270万农民的农业税，宣告了大连市开始取消农业社会以人头和田亩为标准征收农业税的制度结束。其时，大连市财政对实行农村税费改革的3.76亿元缺口建立了规范的市县两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于农业比重较大的北三市转移支付的比例达到80%，而对长海县转移支付的比例为90%，财政为农民埋单。大连市农业税取消的历史经验证明，农民种地栽果树的积极性得到很大提高，农村基层收取税费的工作取消之后将主要精力用在农民进行实用技术培训上，并推动了基层的机构改革。
也同在2004年，我省阜新、朝阳两市开展了取消农业税试点。同时，当年我省降低农业税税率3个百分点，除了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均取消。据统计，全省农民因此减轻税费负担近10亿元，人均减负率达到50%以上，全省各级财政安排落实农村税费改革专项资金近20亿元。当年，由于降低农业税3个百分点，我省比上年减少5亿元，而取消了除烟叶以外的特产税，比上年减少3亿元，总计是8亿元。摊到我省农民每个人身上，人均减税是36.4元，当年还有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等，无论怎么说来，事实数据无疑证明农民是最大的受益者。
2004年年中，全省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划定了三年时间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取消农业税。
而这一次，行动比目标更前行，进程让农民更为欣喜，2005年年初省政府农村工作会议上就正式宣布，当年起全省全部取消农业税。这意味着“皇粮国税”在我省成为历史，早于全国一年。当年，我省是全国第23个宣布取消农业税的省份。
如同中国人再次看“粮票”一样，农民回过头来看“交公粮”这段历史时，应是含着轻松的笑。三十年的众多改革，也正是由这些如取消农业税一样的改革组成，中国才能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张春红采写、孙福义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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