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期《学习时报》刊登署名虞崇胜的文章称，当前中国中产阶层发展面临困境，反映出中国社会发展深层问题。当务之急是要继续解放思想，重新认识中产阶层崛起的进步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中产阶层异军突起。他们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冲击着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改变着中国社会的面貌，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印证着中国社会的进步。
文章指出，中产阶层不等于中等收入的人群，也不同于国外所流行的“中产阶级”概念。中产阶层是以体力或脑力劳动为职业，或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从事中小规模生产经营，拥有的经济、组织资源处于社会中间位置，而文化资源水平则处于优势位置的人群。
近年来，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加之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产阶层的发展势头有所减缓。目前中产阶层发展的徘徊乃至回流，折射出中国社会发展中深层次的问题。其中既有现行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也有政策措施方面的问题，还有中国社会生态和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等等因素，最主要的可能还是对中产阶层发展的认识上的问题。
因此，当务之急是要继续解放思想，正本清源，重新认识中产阶层崛起的进步意义。概括起来讲，中产阶层崛起至少有如下进步意义。
其一，中产阶层是社会进步的标志。现代社会结构则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其根本特征是拥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推动着整个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因此，是否存在一个广泛的中产阶层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重要变化，就在于中产阶层逐步发展起来，他们代表着中国社会进步的方向。对于这种变化，我们应该从思想认识上予以肯定、从政策措施上予以扶持，推进中产阶层迅速发展起来，以期彻底改变中国传统的社会阶层结构。
其二，中产阶层是市场经济的中坚。市场经济需要多样化的独立的经济主体，没有多样化的独立的经济主体，市场经济就运作不起来。市场经济发展中可能会产生某些垄断群体，但垄断群体不是市场经济存在的支撑力量，反而是遏制的力量，因为垄断会扼杀多样性、平等性和竞争性。而中产阶层的存在却能够较好地体现和维持多样性、平等性和竞争性，这与市场经济是完全契合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中产阶层是发展市场经济的中坚力量，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中产阶层队伍，市场经济体制根本就建立不起来。在当下的中国，只要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扶持和培育一支庞大的中产阶层队伍。
其三，中产阶层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奋斗目标。从本质上看，民主所解决的是国家权力归属问题，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即主权在民或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最本质的特征。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正在崛起的中产阶层必将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社会基础。
其四，中产阶层是法治国家的脊梁。中产阶层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阶层，与法治国家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来看，中产阶层既是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也是法治国家的脊梁。因为，中产阶层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之一，就是基本人权和各项发展权利的有效保障，而这正是法治国家最重要的职能。而且，中产阶层的存在和发展，内在地要求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保证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进而保障人权和限制国家权力，这就为遏制权力的滥用设置了一道天然的社会屏障。可见，中产阶层的存在和发展不仅是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推动法治国家发展的主体力量。
其五，中产阶层是公平正义的代表。中产阶层的现实地位和生存条件决定了它们是公平正义的代表。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它们处于社会中层，有着积极向上的发展动机。但是，中产阶层的发展需要有客观的社会条件，不仅要求有公平正义的社会思想氛围，同时要求有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和公平正义的程序规则。因此，在实际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中产阶层往往是先进意识的先觉者、先进制度的倡导者和先进行为的实践者。为了自己同时也为了整个社会的进步，中产阶层实际上充当着践行公平正义的代表和实现公平正义的代表。
其六，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衡器。因为中产阶层正处于上升阶段，且已有相当财产，天然地渴求社会的稳定以利其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拥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社会就会变得理性、务实和安宁，社会上各个阶层之间的差异和矛盾才能得以缓解，进而实现社会的和谐。一些民主法治发展得好的国家，正是由于中产阶层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同时又有了广泛的参与，不同阶层人士的利益诉求得到了较好的表达和整合，从而为社会的稳定奠定了基础和前提。
文章最后总结称，当前中国中产阶层发展的困境，主要在于人们对于中产阶层发展存在着诸多偏见，没有充分认识到其发展的进步意义。只要全社会都能够充分认识到中产阶层发展的进步意义，进而建立和健全促进中产阶层发展的法律、制度、体制和机制，中产阶层就会健康地发展起来，中国社会阶层也将迎来一个理性发展的新时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