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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远雷
知情同意权作为患者生命健康权的延伸，在医疗实践中具体运用并不是绝对的。
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尚没有对知情同意原则的例外情势作出明确的规定，不仅导致患方的知情同意权与医方的医疗干预权常常发生冲突，也导致了司法实践对具体判例处理的模糊与分歧。笔者认为，临床上存在的几种知情同意例外的情势，应该值得关注。
第一是医疗处置的紧急情势。
在医疗实践中，经常出现各种紧急情势须先行处置的情况。如患者意识不清、又无法获得患者亲属或者法定代理人同意的情势，医方给这种情势下的患者提供紧急医疗救助时，应把握以下要件：已出现明显、严重威胁患者生命的情况；施救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患者生命健康的权利；以理性患者的标准判断被施救的患者会对施救行为表示同意。基于此，医师可以对患者进行施救行为，而不必考虑是否要承担责任。
第二是医师实施医疗特权的情况。
有些疾病的风险如果告知患者，可能会对患者心理造成打击，不利于疾病的治疗。我国《执业医师法》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均规定医师履行告知要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的影响。但这种医师的判断完全取决于医师个人的判断，并无统一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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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的这种告知判断的医疗特权，其目的虽然是要维护患者的利益，但从患者的角度而言，其知情同意权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被剥夺。所以，医师的这种权利在运用中应尽量限制其适用的范围，以减少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侵害。
第三是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势。
对于具有传染性的疾病，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和卫生管理的需要，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对患者应依法实施强制性隔离、住院、治疗等行为，而无需征得本人或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但笔者认为，当患者的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其公共利益的界限须严格界定，不能以医师个人的判断为标准。对这种公共利益的例外情势进行处理，必须有法律的授权，医师应严格依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履行职责。
最后是患者本人放弃权利的情势。
患者对知情同意权的转让或放弃，常常出现在医方履行告知后，患者不能决定是否接受医师所提出的医疗建议，作出放弃自己决定或转让给医师为其作出决定。因此，当患者声明放弃自主决定而听从医师的治疗措施时，法律或法规应该予以承认，医师可免除告知不到位等责任。放弃知情同意权的前提是患者必须知道他有知情同意权，患者需要知道医生有说明的义务，知道自己有作出同意或拒绝的决定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医师履行告知义务的目的，在于患者知晓其有关疾病的情况、治疗风险等。如果某些医疗行为是常识，患者根据常识能够知情并作出选择，则没有必要再由医师告知一次。
从合同法来看，患者和医疗机构订立医疗合同，就是为了治疗疾病，维护并增进健康。对于患者轻度的身体侵袭，已成为医疗合同内容的一部分，对于这种告知，医师已经不具有法定的义务。否则对普通医学常识也需要医师告知，将造成医疗成本上升，最终导致患者的治疗费用不必要的上涨。这一点是司法实践中应该注意的。(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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