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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施琅担当远征重任

统一台湾，一直是康熙的心愿。由谁来了结这一心愿，康熙想到施琅。施琅，原是郑成功手下一员虎将，1651年5月20日因手下部将曾德不忠于自己，在处罚曾德时与郑成功闹翻，结果施琅的父亲、弟弟施显、堂弟施福，被郑成功杀于南澳沙滩，施琅本人愤而投靠清军。施琅治军有方，水师能攻善战，因而有“郑经畏施琅如虎”之说，这更证明了康熙用人的正确。

施琅与郑家的仇恨远不止此，1680年2月，正值郑经率军参加“三藩之乱”，施琅儿子施世泽、侄公子施明良在金厦地区准备率兵举义，擒拿郑经，事为刘国轩探知，两公子及家眷亲兵72口被杀害，尸体沉入海底。施郑两家，一仇未了，一仇又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在如何统一台湾问题上，康熙曾在1662年即位后，由于与郑经议和不成，对台基本策略由“议和”改为“征剿”。任命施琅出任福建水师提督，于康熙3年（1664）11月和次年5月，进军澎湖，因“天时不利”、“风向莫测”而中止。康熙4年（1665年）4月16日，施琅又组织第三次进军，第二天中午已经到达澎湖海面，突然乌云翻滚，暴雨倾盆，船队失去控制，不得不鸣炮返航。前后3次进军均告失利，施琅满腔悲愤，只能哀叹命运的捉弄。

康熙没有原谅施琅的退兵，下令撤销福建水师，提督施琅调进北京任“内大臣”，在北京一所富丽堂皇的宅院中，一住就是13年。13年间，清闲自在，自得其乐，只是放不下统一台湾一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军事上的失败教训，提醒了康熙皇帝，准备改变策略，清廷的对台政策由“征剿”改为“议和”。先后在1667年7、8月间，派遣福建招抚总兵官孔元章和道员刘尔贡、知州马星等人；1669年间，派遣刑部尚书明珠、吏部侍郎蔡毓荣等人；1677年5月，派遣佥事道朱麟、庄庆祚等人；1682年，福建总督姚启圣派遣副将黄朝用等人，作为谈判代表，与郑经进行了四次七轮谈判。但因郑经坚持仿效朝鲜“称臣纳贡不登陆不削发”，而被颇有远见的康熙皇帝为统一国家，同意“称臣纳贡不登陆”，但坚决拒绝“不削发”的条件。因为“削发”是清朝臣民的象征，台湾是大清王朝的领土，朝鲜只是保护国，台湾“东宁小朝廷”不能不削发。在“议和”阶段，福建总督姚启圣发布了《招抚条例十款》，并在漳州修建“修来馆”，数年之内，招安郑官兵10万余人，严重削弱了郑军的战斗力。

为压缩台湾郑氏集团的空间，康熙于康熙7年（1668年）间实施“禁海政策”，查禁输往台湾的粮食、布疋、铁、钉、油、麻等生活、生产资料，对郑经集团实行海上封锁。沿海50里地区内的居民举家内迁。“禁海政策”，对台湾形成较大威胁，直接影响到台湾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同时，在“议和”不能统一台湾的情况下，康熙皇帝在康熙17年（1678年），下诏重建福建水师，准备武力统一。

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时机逐渐到来。1680年（康熙19年），“三藩之乱”基本平定，战局变得对清廷极为有利。在此前后，“东宁小朝廷”政局不稳，内斗激烈；郑氏集团内部“自立乾坤”、公开分裂之风有所抬头，必须及早制止这一分裂苗头。清朝统一台湾的时机逐渐成熟。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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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的战略是，顺而抚之，逆而剿之。“剿”、“抚”并用不行，只有“因剿寓抚”才可成功。先剿，消灭对方有生力量；后抚，减少阻力分化对方。在康熙看来，两岸都是大清臣民、大清领土，能抚则抚；多年来招抚政策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郑氏集团还有割据实力，必须在消灭郑氏军队主力的基础上，逼使“东宁小朝廷”接受城下之盟。因此，“剿”则是“抚”能成功的前提和保证，不“剿”则“抚”无从谈起；不“抚”则伤亡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