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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集团在塘坝小区的管理人员说：“农村受气受害是他们（县政府）的事，要解决县里解决，与我们没关系。我们赔偿跟国家赔偿时一起到的……我们算过，大概有二三万个平方（受灾面积），二三万个平方你（县政府）拿好多钱来出？……现在根本搞不定，他就是拖，县里面、镇里面、村里面，就是拖。”
“村长、镇长、县长……说向上反映，慢慢来嘛。啥子叫慢慢来？只要我们（煤矿）一走，围墙一修，退耕还林一做……他（政府）根本就不会管你（农民）。”
张成松否认了这种说法，但称以后更多只能依靠地方政府和企业协调来解决采矿区周边农村的补偿问题。
村民：村支书“吃”了补偿款
对破坏严重的农村居民住宅采取的“拆除补偿”部分，到户以后，就是21500元“搬迁费”，“够不够？肯定不够。”张成松如是说。
骆帮友说，21500元实际是2003年、2004年标准：由于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的调查、申请、审批、实施花了好几年，调查则是2003年和2004年进行，补偿价格以当时为准。
这一笔款，芙蓉集团和县政府签订协议，通过四川省农村信用合作社“一折通”打到农户。
坳田村孙正中、孙正方、孙正高等人发现被村支书孙井高“吃钱”，是2009年10月份的事。那时，村民们因为“受灾补助”发放不公，而与镇政府闹翻了。
直到此时，孙正中才知道自己“一折通”上的21500元“受灾补助”，并不是村支书孙井高为他一个人额外争取来的，其他人也有。在此之前，他以为孙井高专门为他“跑关系”，便分给孙井高10200元。
孙正中说，2008年他曾经和孙井高提起，希望孙井高帮他搞点钱，好把山上的房子搬下来。孙井高约定，如果搞到钱，一人一半。“我房子烂了，上头又没有别的关系，就答应了。”
这样被孙井高收走了1万元以上现金的，还有9户。
“我们没见到过钱，一万块已经够意思了，是他搞到的钱，我们拿一万块钱就好了。”孙正中说。
孙正高说，孙井高为自己劳心费力，给他一笔钱也是应该的。
在村里“闹翻”之前，他们不知道21500元是什么钱。孙正方和孙国元等人甚至不识字，孙正方平时在“一折通”上的各类补贴大部分都由孙井高代领，这21500块，他只拿到了8000块。
“孙井高说另外2000多块是这里要打理，那里要打理。”孙正方说。
而从每个人手上拿走钱后，孙井高都要特别叮嘱他们：不要和别人说。
“我连儿子都没敢告诉。”孙正中说。
面对记者采访，孙井高称当时收取的是“保证金”：“这21500元是‘按时拆迁费’”，“必须要拆，拆就给你，不拆，就不给你，又必须转到个人户头，必须收保证金”，“现在还有人没拆”，“如果房子拆了，必须还给你”。
孙井高说，这一做法当时镇里也是允许的。但孙井高无法提供相关文件和“保证金”收据。最终，他被村民举报，并受到党纪处分。
芙蓉矿区周边农村很多村民，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不知道21500元“受灾补助”具体是什么钱，更不清楚具体的补偿方案和名单——资金的运作，对村民来说，相当于处于一个“黑箱”里。
坳田村村民最终闹翻，是由于通过“特殊关系”，拿到了四川省发改委“35号文”等正式文件。
拿到文件后，村民们每天去镇政府“闹”，“每天地去遛。”秦培锋说，最终又使镇政府在2009年10月、11月两次向村民们公示了从2002年以来坳田村的各项拆迁补偿资金收支情况表。“35号文”涉及的2009年的拆迁补助中，更多的问题因而被翻出来：
孙井友、孙正康、孙井中，坳田村支部书记孙井高的兄弟或者妹弟，和秦培锋、孙正元几十户村民一样，早在几年前搬迁到山下，秦培锋等户一分没有，孙井友等三户却各得到了21500元“受灾补助”。
同是五保户，在山上居住的秦才高分文没有，村长余华飞的哥哥余华洲却拿到了21500元；本来是按户领取，而村长余华飞和妻子刘增英各领了21500元。
有的家庭出现了几笔补助，有的家庭本来有几个户头却只拿到了一笔补助，甚至分文没有。
……
问及是否有当时采煤沉陷区治理的具体文件、名单及拆迁补助收支表时，孙井高说：“这些问题不晓得”，“没有看到文件”。
而张成松既说孙井高“没有看到文件”是“骗人”，又称相关文件和名单“相对公开”，但他也并未向本报记者出示这些材料，并称 “定下来以后，没有家家户户去确定、公开”。
张又说：“名单没有，不止说县里，市里面、省里面都没有具体的东西，具体的审核标准都没有，省里只是下给一笔钱，给两个执行标准”，“名单是由芙蓉集团实地看（确定），实际操作过程中有调整”，“县政府只是实施完，钱分下去就可以了”，“政府只是配合（芙蓉集团实施）”。
珙县财政局局长曾吉平则称自己上任一年，不清楚内情，并否认该治理资金通过了县财政局。
在芙蓉集团，资产财务部负责人袁媛向本报记者提供了当地政府与农民签订的补偿协议等文件。
她和骆帮友均称，县政府应该有具体的补偿款收支情况表，并确认补偿款曾流经县财政局。并且称：“企业不可能监管政府（的资金使用情况）。政府不敢出问题，出了问题上级就要查。”
那么，这事实上成为了一种主要依靠农民举报的事后监管。但农民却没有监督的前提——具体的补偿方案和名单。
补偿方案和名单为何不公布？孙井高：“不晓得，那是政府的事。”
张成松说：“报项目的时候，好多户都不清楚。沉陷区的红线，我们都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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