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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发端于安徽凤阳小岗村，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改革，掀起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浪潮。
浪潮很快在巴山渝水间奔涌。农民压抑已久的热情喷薄而出，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30年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重庆深入推进以农村为重点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农民“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梦想已被远远地抛在身后，“催粮催款”等传统农村工作方式已成为历史，单家独户的小农生产也正在遭到淘汰，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
农民腰包鼓了
“赶场要走几十里，吃水要靠天下雨；农村壮汉难娶女，大年三十没得米。”30年前，人们曾如此描述武隆仙女山片区的贫困状况。当时的仙女山片区，农民住的是土坯房、茅草房，吃的是红苕、马铃薯等，照明用的是桐油灯、松油果，年人均纯收入不足800元，人均粮食不足400公斤。
30年来，特别是直辖以来，仙女山片区修建了5条共长达100公里的公路环线，发展起了旅游业，培育起一批农业项目，带动了农民的脱贫致富，去年片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达3000元，九成以上的农户看上了电视，用起了电话。
仙女山片区农民生活的变化是重庆的一个缩影。“养儿不用教，酉秀黔彭走一遭”。武陵山、大巴山地区属于全国18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30年前，仙女山片区的贫困状况在这两个山区普遍存在，就是经济状况相对较好的渝西片区，这种现象也并不鲜见。
30年来，重庆农民的生活已发生显著变化。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3509元，比1978年增长28倍。其中直辖后11年间的增收总额比直辖前19年间的增收总额还要多464元。
在农民腰包鼓起来的背后，是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全市农民恩格尔系数在30年间从74%下降到54.5%，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增加了大约10平方米。
农村经济强了
30年前，有“世界三大名腌菜”之称的涪陵榨菜还基本停留在手工作坊加工。30年来，涪陵不断培育壮大榨菜龙头企业，目前已有榨菜加工企业上百家，生产能力达50万吨，创建了“乌江”等知名品牌。这些企业通过“龙头企业 基地 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带动了全区农民种植青菜头50万亩，去年农民从榨菜产业获得现金收入上千元。涪陵榨菜已成为当地区域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涪陵榨菜的发展历程反映了30年来我市对现代农业的探索。全市农业逐渐从分散落后的经营模式向产业化、集约化经营转变。随着农业产业化百万工程的推进，全市已涌现出237家市级龙头企业，去年实现销售收入225亿元。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带来了农村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层次不断提升，去年农村经济总量中二、三产业的比重已占据了大约2/3。
去年，全市实现农村经济总量1429亿元，比30年前增长近30倍。同时，作为全国粮猪生产的重要基地，我市粮食、油料、蔬菜、肉类等产量和人均占有量大幅增加，实现了总量平衡、丰年有余。
五项重大改革
改革开放30年以来，尤其是直辖以来，重庆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农业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主要得益于五项重大改革，市委农工委书记、市农委主任夏祖相分析说。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彻底打破了人民公社时期的“大锅饭”，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而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土地第二轮承包，使农民获得了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权、经营权和收益权，让他们吃上了“定心丸”。
中央农村税费减免和惠农政策的实行，确立了“多予少取放活”、“三农”工作方针，从根本上减轻了农民负担。2005年，我市较全国提前一年取消农业税，结束了农民千百年来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再次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民投资和经营领域的放活，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基本形成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战略格局。去年，我市乡镇企业实现总产值1050亿元，吸纳了农村劳动力225万人。同时，我市累计有748万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约占农村劳动力资源的55%。
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推动了农业走向市场，促进农村经济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目前，我市已建起8073家农村专业合作社和综合服务社，这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覆盖了全市大部分乡镇和行政村，让上百万农户的生产与市场有机链接，刺激了农产品生产，推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以城乡统筹为目标的综合配套改革，推进了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倾斜，覆盖城乡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我市在继全面推行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后，普遍实行“两免一补”政策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积极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和全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市近80%的农村人口参加了新型合作医疗，45万人参加了养老保险，71万人享受了最低生活保障。
重庆农村改革30年的历程表明，必须始终坚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维护和实现好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在农村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立足特殊市情，创新工作思路，不断探索大城市带大农村、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新路子，夏祖相说。 记者邹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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