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备受关注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改革将“以农村为重点”，并确立了政府在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中的主导地位，这对农村医疗卫生建设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利好消息。3月30日至4月1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医药行业的市人大代表组成调研组，前往卫生部指定的试点区县黔江，调研其探索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的经验，希望能为全市的改革提供现实路径……
重庆日报讯 记者 何清平
▲永川医疗小分队到乡村普及医疗常识。陈仕川 摄
市人大代表在向黔江区农村村卫生室医生了解情况。杨 波 摄
“就因为参加了新农合，我生娃娃的时候都没花钱。”说这句话的时候，孙腊梅正抱着出生两个月的孩子，站在黔江区黑溪镇的街口，初春的阳光散发着慵懒的暖意。
2月4日，孙腊梅的孩子在黑溪镇的卫生院顺利出生，从预产到孩子出生，她共花费了460元，其中诊疗费427元，药品费33元，由于参加了新农合，这一笔费用全部报销。
在孙腊梅婆婆的记忆中，看病就是赤脚医生背着简单的药箱上门，开点简单的药，或者打一针，“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医院是不敢去的”。她说，“稍有一些变故，就需要举债度日。”而现在，她的儿媳妇在镇医院顺利产子，而且看病住院都可以报销，这让老人觉得很高兴。
“赤脚医生”的尴尬
“新农合的最大好处，是让生病的农民有了依靠，”该镇卫生院的医生说，至少农民“因病致贫”的几率减少了，“看个病要花上万的话，会让不少农村家庭垮掉。怕生病，成了不少农村家庭的‘心病’。”该医生说，现在住院后70%的费用能报销，一年可以报销3万元，而且一家三口如果都参合的话，家庭账户资金可以集中给一个人使用，这让参合的农民得到真正的实惠。
在通向黔江区黑溪镇苏维村的路口，坐落着该村惟一的村卫生室。几年前，政府给该村惟一的村医庞春生补贴了5000元钱，建了这所60平方米的卫生室，这让庞春生很满足。做了20年的“赤脚医生”，他终于有了归宿感。
所谓“赤脚医生”，既不是国家编制的正式医生，也没有正规的执业医生资格，但他们却承担了农村主要的医疗卫生工作，治疗常见病，为产妇接生。“我们村一共3000多人，每天最多接待20多人，最少八九个。”庞春生认真算了下自己的工资，每个月能有七八百元的收入就算不错了。“一般的病人到诊所来，就收2元钱。”庞春生说，基本费用是门诊挂号费1元，诊疗费1元，再开些基本的药品，这些药品都是由乡镇卫生部门统一代购，零利润出售，一般只需两三元，通过新农合的卡结账，直接报销50%。
在一定程度上，庞春生还保留了“赤脚医生”的性质，遇到病人病情比较严重的时候，他都要背着药箱出诊，来回两三个小时，给病人输两瓶水需要4个小时，这六七个小时他会向病人收取20元的出诊费，“这是我最主要的收入。”庞春生说。
作为乡村医生，目前正处于最尴尬的境况：“村卫生室究竟属于什么机构，村医究竟是什么身份，这些都没有明确的界定。”黔江区卫生局副局长郑泽荣说，因为没有定性，所以政府一般就没有投入，他们也很难有什么保障。
“像这样的村卫生室，条件已算非常好了。”带队调研的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雅棠颇为感慨。为了解我市农村医疗卫生的实际情况，他已经走访了秀山、巫溪、巫山等边远地区。“屋顶是漏的，没有药柜，药都放在地上……”陈雅棠说，很难想像，这是很多乡镇中心卫生院的写照，更别提村一级卫生室的建设了。
“网底”情况堪忧
事实上，这些散落在广大农村的乡村医生，是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最基层的细胞，他们正在为广大农民提供最基本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因为他们所在卫生室的辐射，才形成了整个农村卫生服务网络的“网底”。据市卫生局统计，参合农民门诊大多数选择村卫生室，占69.47%，到区县医疗卫生机构的仅1.13%。
但目前，全市农村卫生基础条件差、服务能力不足的问题非常突出，大部分村卫生室仍设在私人家中，业务用房狭小，基础设施缺乏，能提供的仅是最简单的医疗服务。
武隆全县149个村卫生室中，80%以上缺乏基本医疗设施设备，石柱32个乡镇卫生院现有的业务用房中41%是危房，酉阳的村级卫生站诊疗设备只有“老三样”：听诊器、血压计和体温表……
另一方面，村医的医疗水平较低，成为制约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建设的瓶颈。据了解，早在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中就指出，“到2010年，全国大多数乡村医生要具备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执业资格”。市卫生局农村卫生处工作人员透露：“如果真的实行这一政策，估计西部所有的村级卫生室都要关闭。”
为解决这一系列问题，黔江区于去年底启动了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试点工作，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开展“乡村一体化管理”试点工作，明确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性质，把村卫生室职能定为乡镇卫生院职能的延伸，村卫生室人、财、物由乡镇卫生院管理；明确乡村医生和乡镇卫生院的关系，乡村医生由乡镇卫生院聘用，但身份不变，不占用乡镇卫生院的人员编制，建立乡村医生绩效工资制，乡村医生工资由基本工资、绩效工资两部分构成，并为乡村医生办理农民工养老保险等。
这似乎为解决农村卫生人员的身份和待遇问题提供了解决路径。“但仅是在一个区内试点，没有相关的政策依据，试点并不顺利。”黔江区分管卫生的副区长刘承升说，上世纪80年代以后，绝大多数乡镇卫生院实行自收自支，自负盈亏，通过治疗患者来获得经济收益。2002年，中央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强调要坚持乡镇卫生院的“公益性质”，突出“政府举办”，但并没有对其编制性质进行明确，因此乡镇卫生院至今“身份不明”，仍处在一种“有编无粮”的状况。
“黔江模式”的示范意义
“乡镇卫生院的公益性质并没有明确，因此，各级政府对农村卫生的补偿政策刚性不强。”刘承升说，虽然黔江区率先明确了乡镇卫生院的性质，但没有更高层次的认可和投入，仅靠地方财政来保障，对区县来说是非常大的负担。
“必须进一步强化政府在农村卫生服务三级网络建设中的主导地位。”陈雅棠认为，相比城市而言，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公益性更应该强调，突出政府的主导性作用。“农民的基本医疗服务不可能都甩给社会。”陈雅棠认为，政府应该逐年增加投入，逐步实现全财政兴办乡镇卫生医疗机构。
目前，我市仅九龙坡区真正做到了将乡镇卫生院全部纳入财政保障，而农村卫生室作为乡镇卫生院的派出机构，在农村布点，实现了农村医疗卫生网络的全面建设。“但这样的模式很难全面推广。”市卫生局农卫处工作人员表示，只有区县足够“财大气粗”，才能做到财政全部埋单，而目前，全市能有6个主城区做到就不错了。
但“黔江模式”若能实现，对全市都有示范意义。“黔江的农村卫生服务网络建设更多的是借助项目建设。”市卫生局表示，这些项目建设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统筹安排。如村卫生室的房屋建设、设备建设所需资金纳入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以及国家新农村建设村级综合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安排专项资金解决等。
“我希望政府能多拨点钱，提高我们的待遇。”这是调研组离开时，庞春生说的最后一句话。“拨点钱”这个时髦的说法，还是今年全国两会的时候，有部分人大代表呼吁提高乡村医生待遇时，庞春生学到的。当然，他并不清楚正是因为自己的身份没有明确界定，所以这个要求还不“名正言顺”。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几天之后，新医改方案的出台，让他的期待不再遥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