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院长细说30年前法院:法官办案专车是辆自行车 |
2009-04-30 |
|
周堃
沧桑岁月
一张长条桌子，几把简陋的椅子，三名法官一头大汗，穿着简单的白汗衫正在开庭。一张发黄的老照片，把78岁的周堃老人的思绪又带回了1979年。当年的周堃，就坐在照片里审判长的位置上，作为沈河区人民法院离休多年的老院长，她对照片里的情景是那么熟悉。11月10日，沈河区法院特意把老院长请回了法院，话题从这张老照片延伸开去，在老人的讲述中，当年的一幕幕鲜为人知的画面又生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院长写不好自己名
三名大学生是宝贝
周堃老人虽然年近八旬，但精神矍铄，开朗健谈。面对着记者和法院的晚辈们，老人丝毫不隐瞒自己的文化水平。老人早年参加革命，几乎没受过系统的文化教育。用老人的话说，自己写的都是跟着部队学的“八路军字儿”。老人原名周兴堃，在年轻时代，繁体的“興”总也不会写。当时的领导说：“你干脆就叫周堃吧!”结果，老人从此改成了两个字儿的名字。和她一样，当年的很多战友也都把名字改成了好写好记的两个字。
“和你们说这些，不是说我们把没文化当光荣，而是要说明在几十年前，一个有文化的人对于法院来说，是多么重要。”老人坦率地说。
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别说是大学生和高学历的法官，法院连法警都非常缺少。法警人手不够，审判员还要临时客串去看守所提押犯罪嫌疑人。开庭前去看守所接来，审完后又送回去。
老院长清楚地记得1983年“严打”期间的一幕。那一年沈河区法院有20名被告被宣判死刑，在刑场执行枪决时，一声“开枪”令下，在一阵枪响后，竟然有好几名死囚完好无损，仍在东张西望。原来，由于行刑的法警人手不够，法院临时从公安局等单位借来一批警察，这些人没有行刑经验，一紧张，竟然不敢开枪或者闭着眼睛打偏了，法院的法警只好又重新行刑。
1978年，沈河区法院有法官30人，只有3名大学生。1982年，法院来了第一个法律专业大学本科毕业生。1987年，又分来7名大学生，这些人都成了法院的宝贝。如今，沈河区法院有法官101名，全院干警达到200多人。其中，有121人是本科及大专学历，硕士研究生有13人，通过鼓励在职法官进修、社会招录高素质法官等途径，现有法官的本科以上学历比例达到90%。
骑着自行车去办案
小吉普塞16个被告
说起法院的巨变，周堃老人的思绪一下子跳跃到1956年，“现在你们办案都开车出去，全国各地哪都能去。那时候你知道法院办案开什么?绝对省油，大马车!”
老人回忆，在上个世纪50年代，法院里有两套大马车，还不轻易使用。法官办案，就是坐有轨电车，4分钱一张票，票根儿有拇指大小，还要当宝儿一样拿回来当报销凭证。到了1978年，法官终于有了“专车”——自行车。起初自行车还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案需要时，大伙儿轮流骑。
如今已经退休的沈河区法院副院长宋桂春老人对当年的自行车印象非常深刻。“当年我们办案骑的自行车，大多数都是咱沈阳本地产的白山牌的，能骑上永久、飞鸽这样的名牌自行车，就相当于现在开宝马、奔驰了。”
在1978年，沈河区法院只有一辆帆布篷的北京吉普车。1983年“严打”，这台吉普车去提审，竟然硬塞进16名被告，加上司机和法警，一共装了18个人!上个世纪80年代，已经是院长的周堃听说负责装备的省司法厅来了一批囚车，只给铁西、和平，别的区没有，只好去找省司法厅领导硬磨。关键时刻，她使出了杀手锏：“沈河区有个故宫对外开放，要是我们用自行车带着犯人满街走，对沈阳的形象不好吧?”当时的厅长一听就笑了，特批了一辆面包车，这台“面包儿”成为沈河区法院的第一辆囚车。
原告被告坐长条凳
民庭借房子审案子
由西向东穿过怀远门，向右一转弯，便会看到庄严的沈河区法院大楼。在1978年，沈河区法院还在大西路上的一座三层旧楼办公。周堃回忆，当时的办公楼又破又旧，就是座危楼。楼里的木制地板经常出现大洞，楼梯一踩三晃，当事人都不敢进屋。法院的办公条件更是没法提，法庭不够用，法官只能在办公室里开庭，这边阅卷，那边审问当事人。
“书记员二屉桌，审判员三屉桌，庭长、审判长一头沉，院长两头沉。”一句顺口溜，形象描述了当年的法院办公桌椅的陈设。
周堃回忆，当年法院的民庭是一排小平房，冬天没暖气，夏天没电扇。法庭内只有法官的法椅有靠背，原、被告的坐席只是两个长条凳。无论来多大官儿，打官司都得做长凳上。记得当年有个部队的师级干部来法院打离婚，看到长条凳不愿意坐，法官解释：没办法，就这条件，你忍一忍吧。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法院原来的小楼被当作危楼拆除了。法院落到了无处办公的窘境，只得在附近的小区租借了两处民宅当作法院机关，民庭则分散到沈河区的各个街道办事处借房子。刑庭出于安全考虑不能租借民房，只能在临时借的闲置厂房里审案子。
如今的沈河区法院，是一座7000多平方米的独立砖混五层楼，126个房间不仅可以满足法官的办公需求，也为当事人参加庭审、调解，创造了方便条件。
手写判决书常加班
打印材料去最高法
在法院的复印室里，一摞20多页的判决书在不到2分钟时间内便复印完毕，装订成册。书记员利用速录系统，敲键若琴，这边话音未落，电脑上的笔录就已经形成，几乎相当于同声记录。这样的效率让周堃非常惊讶。
老院长爱惜地抚摸着洁白的打印纸，回想起30年前的一段往事：上个世纪70年代法院审判用纸，开始是用复写纸写判决。笔录用纸又粗又黑，写字时直划钢笔尖。墨水蘸多了就模糊，蘸少了又不出字。虽然后期改成了打印判决书，但是纸张小，字号又小，法官和当事人都不方便。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法院审理一起香港商人的继承案件。判决下来了，要拿到外交部去与英方交涉，需要打印一份符合国际标准的判决书。可是，区法院没法打印判决书，去市法院和省高院求援，都没有先进的打印机。没办法，周堃带着判决书到北京去最高法打印判决书。当时，最高法用白色打印纸给打出了一份判决书，还在上面系了一根儿红绸子，“当时捧着这份判决书，我觉得当法官真是太神圣了。”然而，就是这样一份被她认为最正规的判决书，拿到外交部还是被否定了。在外交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又重新打印了一份，这才过关。
翻开1978年的审案记录，全年共审结民事案件197件、刑事案件289件，共计486件。即使是这样，法官们抄写案卷还得经常加班。
如今，沈河区法院已经有刑庭、民一、民二、民三、立案等12个庭室。截至今年10月份，沈河区法院已经审理各类案件6037件。
本报记者 朱峰 实习生 曲宁 张强
1 2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