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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先行区”里的“先行者” |
1970-0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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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中国狮》总策划蒋耀波
就在8月8日晚北京的夜空升起礼花的前一刻，一部前后酝酿半年，旨在回答“石狮是什么，为什么是石狮”的作品———《中国狮———一座城市崛起的30年记忆》刚刚杀青。这本书不是一本简单的城市回忆录，它第一次站在国家的视野，结合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变迁，对一座城市的发展历史和文化基因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梳理和总结，讲述了石狮人特有的人文精神，令人耳目一新。日前，这本书的总策划、前新华社著名记者、北京航线廿一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裁蒋耀波先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再一次论述了石狮之于中国的研究价值与意义。
记者：您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国家战略，改革开放20年的时候，您在国内首次提出“浦东高度”的概念，10年后您又隆重推出了“中国狮”的创意，您觉得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人们为什么要聚焦石狮？
蒋耀波：首先是因为石狮的位置———曾经的“前沿滩头阵地”。
1978年冬天，对于结束徘徊，决然上路的中国来说，是如此的重要。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并从即日起，福建前线部队不再将炮火对准一水之隔的骨肉同胞，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西岸响了20年的隆隆炮声，从此沉寂。
失望而不失志，贫穷而不落魄。接水之地易辨潮流，枕海的石狮人，从这春天的寂静中听到了开放的涛声。石狮人被这涛声集体地唤醒了，仿佛是一个封网已久的渔民，终于抓住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出海机遇。
如果说，中国农村的改革，发韧于淮水南岸的小岗村的话，那么，中国开放之风，则起于海峡西岸石狮这个小镇，起于小镇边上的一个个贫穷渔村的不安与骚动。小岗村的十几个农民，在承包那张纸上按下手印的时候，说过“如果失败，杀头坐牢也甘心！”这话从不在乎形式的石狮人没有说过，却无畏无悔地经历过了，他们有决心却从不甘心。
毫无疑问，石狮就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守望与见证，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重要地标之一，是古老土地上二十岁的年轻城市，是“先行区”里的“先行者”———它的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令人深思。
记者：“先行区”的“先行者”，您的提法很形象、很贴切。您是如何理解这个“先行者”的呢？
蒋耀波：无论从社会学的角度还是从其他方面来分析，排在首位的问题都是今天石狮独特的人口结构，即四个不同寻常的“30万”：30万石狮籍的台湾同胞，30万石狮籍的东南亚侨胞，30万常住居民，还有30万外来人口———石狮新市民，这最后的30万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石狮的经济活力。实际上，前两个“30万”已经超越了数字所能涵盖的任何意义。在沧海移断的大时代，感情的流脉牵引远在异乡的人纷纷回到故土，回到先人出发远行的地方投资办厂、寻找商机，他们在第一时间为家乡带来了无可比拟的巨大支撑，同时也为家乡人带来了开放的大视野，而开放的大视野必然引发开放的大行动，这正是今日“先行区”的基础所在。
开放，使海峡的海洋不再成为阻隔；对文化对民族对理想的认同，在故土上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石狮举办的闽台对渡文化节，龙舟竞渡，热闹非凡。还有蚶江海上泼水节的文化踩街活动，吸引了无数海外侨胞、两岸同胞。———这海峡西岸的沙滩、海岸，是我们祖先、我们的父兄启程的地方，也是我们的情感和血脉开始延伸的地方———两岸人民合作交流的“先行区”就该是这个样子吧！
记者：那又如何更深入、更全面地解读石狮的“特殊意义”呢？
蒋耀波：我更愿意把以石狮为代表的闽南看做一个与众不同的文化板块，我认为这是一个最核心、最准确的切入点。闽南文化板块以自身为支点聚焦了两个巨大无比的文化扇面，一面是博大精深的中原文明，另一面则是广阔无边的海洋文明，由于历史的风云际会，这两种不同特质的文明在闽南相遇、交融，彼此相互撞击、相互磨合，历经千百年的沉淀与淘洗，最终形成了闽南所特有的“一方水土一方人”。海洋文明给石狮人带来了成熟的商业意识，培养了他们勇猛异常的冒险精神，而中原文明则赋予了他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滋育着他们的精神家园，给他们带来一次次心灵上的莫大慰藉，那些最传统的与最现代的、最保守的与最开放的文明元素都活生生地存留在闽南每一个普通人身上，多少年来，石狮人完好地保留着几乎是原生态的民风民俗，同时也一股脑儿地接受了海洋文明的洗礼，一旦把这两种文明中的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未来的发展不可想象。
我认为，石狮的价值除了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未来可能将更多地体现在文化层面。我想强调的是，对于一个区域和城市来说，未来的竞争不仅是经济的竞争，更是文化板块的竞争，闽南人凭借自身特有的文化积淀将极有可能在中国的区域发展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要真正焕发这块千年“文化琥珀”的能量，还有待更多有识之士的发掘与传扬。
石狮是一座浑身是戏的城市，每个人都是这座舞台上的主角，每个人的表情都很生动。每一次踏上石狮这块土地，我都强烈地感受到，这些年很多区域和城市经济发展的背后反而是人文精神的流失、是品质的退化，而闽南就像一棵千年巨榕，冠盖参天、根深叶茂，依然保持着良好的文化生态，而且正散发出日益香浓的味道，这种天然的芬芳不是那些“次生林”和“人工造林”所能散发出来的。
记者：你总说，在解读石狮时着力思考的问题就是寻找石狮的“魂”，那么，石狮的“魂”到底是什么？
蒋耀波：一个人没有魂魄就只剩下躯壳，同样的道理，一个城市和区域没有精神也无法做到可持续发展。在《中国狮》这本书中，我们一次次钩沉石狮人的性格特点与人文精神，我们试图说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驱动着这座城市的生生不息？在所有衡量城市竞争力的指标中，我们更看中无法量化的精神因素，一个简单的道理是：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城市，有什么样的人群，就有什么样的区域未来。
我常常这样思考，历史为什么会选择了石狮？随着对这座小城的深入了解，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一座城市的内涵并不与它的面积成正比，甚至也与它所创造的GDP多少无关，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传奇往往从鲜为人知的地方升起，也许正是因为人们无所依靠，只能赤手空拳地上路，才造就了这段传奇。但我们更想破解的是，这种历史现象的衍生与递进背后究竟有没有必然的基因，如果有，那么这种基因将会对这座城市乃至整个闽南的未来起到什么作用？
记者：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刚好是石狮撤镇建市20周年，同时整个中国都在掀起新一轮思想解放的高潮，您觉得今天我们该如何思考石狮20年的经验，思考的原点在哪里？
蒋耀波：其实从一开始，我们就是把石狮放在整个中国的坐标上去理解与审视的，所以叫它“中国狮”。这本书的真正意图，在于探索石狮乃至闽南在中国地理中的历史方位、精神方位和文化方位。
对于过去的30年，石狮人有理由感到骄傲。上世纪70年代末，作为中国市场经济最早的探险者之一，几乎每一个石狮人都加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民族大合唱中，他们放开喉咙大声歌唱生命与自由。1988年，作为福建省综合实验区，建市后的石狮人又探索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从当年的“竞选市长”到“小政府与大社会”的理论与实践，再到今天的民主党派空前活跃，这些都为中国特色的政治与民主发展提供了诸多思考的空间。在随后的20年里，石狮一直没有停止城乡一体化的努力，更为可贵的是，政府的很多举措始终把共同富裕的理想落到实处，老百姓获得了实惠，从而一次次激发着人们的创业精神和热爱家乡的感情。
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中国的改革是一场民众基于自由的改革”，石狮的20年恰恰最集中地体现了这个道理，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国狮”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形象概括，“中国狮”其实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东方睡狮”觉醒的过程就是中国百姓觉醒的过程，“中国狮”的力量就是人民群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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