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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努力没能挽救清廷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清政府眼看着两个列强在自己的土地上开打，却只能声称保持“中立”，让无数国人伤透了心。1906年，湖南爆发了萍醴浏起义。同过去单打独斗的暗杀行为不同，参加这次起义的革命[GeMing]党，既有留日归国的学生，也有清军中的年轻军官，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对清政府失去信心。 迫于压力，慈禧加快了立宪[LiXian]的速度。这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然而迂腐的满清权贵哪里懂得西方宪政。他们只好通过熊希龄向日本[RiBen]的梁启超[LiangQiChao]约稿。梁启超[LiangQiChao]写成《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作为五大臣报告的底本。9月1日，慈禧发布上谕，确立实行立宪[LiXian]的基本国策。 梁启超[LiangQiChao]得知后非常兴奋，他放弃了与革命[GeMing]派的论战，于1907年在东京成立了政闻社，提出“实行国会，司法独立，地方自治，慎重外交”四条主张，指导立宪[LiXian]派配合清政府实施立宪[LiXian]。然而，就在成立大会召开的那天，以陶成章为首，革命[GeMing]党几百人携带手杖跑来砸场。梁启超[LiangQiChao]刚讲了几句，革命[GeMing]党人张继就用日语大骂：“马鹿！”（笨蛋的意思），接着就说：“打！”，革命[GeMing]党人举起手杖就开打，梁启超[LiangQiChao]慌乱中转身从后台楼梯逃走，其他佩戴红袖章的政闻社成员都受了皮肉之苦。这件事让梁启超[LiangQiChao]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中国[ZhongGuo]离真正的民主自由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他并没有[MeiYou]动摇立宪[LiXian]的决心，而是将政闻社成员派回国内，积极奔走联络。 1908年，光绪和慈禧先后辞世，摄政王载沣掌握了实权。清政府开始了同革命[GeMing]党的赛跑，君主立宪[LiXian]一再提速。在梁启超[LiangQiChao]的策划下，立宪[LiXian]派领导民众开展了四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敦促政府尽快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 可惜，懦弱的载沣没有[MeiYou]抓住良机，出于对袁世凯[YuanShiKai]汉族大臣夺权的恐惧，在1911年5月组成的新内阁中，还是以皇族成员为主，违背了皇族不能充任国务大臣的立宪[LiXian]原则。终于，天不假年，武昌城里的一声枪响终结了大清，革命[GeMing]党赢了，清帝退位了。 再造共和[GongHe] 辛亥革命[GeMing]后，梁启超[LiangQiChao]回到中国[ZhongGuo]，住在天津。他摒除私怨和成见，向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YuanShiKai]献上了制宪、财政等方面的建国方略。 民国伊始，百废待兴。梁启超[LiangQiChao]希望袁世凯[YuanShiKai]在开明专制的基础上稳步实现立宪[LiXian]、共和[GongHe]的过渡。袁世凯[YuanShiKai]邀请他入阁，他欣然从命，在熊希龄总理的内阁中任司法总长。当时熊内阁号称“第一内阁”，孙宝琦是外交总长，朱启钤是内务总长，段祺瑞是陆军总长，张謇是农林工局总长。可惜，袁世凯[YuanShiKai]再一次让梁启超[LiangQiChao]失望了，他解散了熊希龄的内阁，无视以梁启超[LiangQiChao]为首的进步党关于“先定宪法，后选总统”的主张，强行提前进行正式大总统的选举。无奈之下，梁启超[LiangQiChao]递交了辞去司法总长的呈文，于1914年的年底挂印而去。 1915年，袁世凯[YuanShiKai]加紧了复辟帝制的准备。1月，袁的长子袁克定让杨度作陪，宴请梁启超[LiangQiChao]，探询他对帝制的态度。梁启超[LiangQiChao]当场表示绝不苟同。8月，袁世凯[YuanShiKai]的美籍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GongHe]与君主论》，鼓吹中国[ZhongGuo]适合君主制。同时，杨度和严复等人发起成立筹安会，为袁世凯[YuanShiKai]称帝大造舆论。 对袁世凯[YuanShiKai]帝制自为的丑态，梁启超[LiangQiChao]犀利地指出：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 然而，舆论界在袁世凯[YuanShiKai]的严密控制下已是噤若寒蝉，死气沉沉。梁启超[LiangQiChao]忍无可忍，一跃而起，连夜草就了一篇荡气回肠的长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痛快淋漓地斥责了袁世凯[YuanShiKai]的称帝野心，表明了自己对帝制决不妥协的立场。文中，梁启超[LiangQiChao]大义凛然道：“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我笔，使不复能属文耳。”“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有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赞成，而我梁启超[LiangQiChao]一人断不能赞成也。” 恰逢杨度派人给梁启超[LiangQiChao]送来他刚写好的《君宪救国论》，梁启超[LiangQiChao]便给他回了一封绝交信，并附上《异哉》一文。袁世凯[YuanShiKai]得知后大为恐慌，他清楚，梁启超[LiangQiChao]的文章不亚于重磅炸弹，发表后定能一石激起千层浪。便派人带着20万元银票，火速赶往天津，给梁启超[LiangQiChao]父亲祝寿，劝梁启超[LiangQiChao]不要发表文章，梁启超[LiangQiChao]当场与来人翻脸，退回银票。袁世凯[YuanShiKai]再派人对梁启超[LiangQiChao]说：梁先生也曾经在海外流亡十几年，其中的苦头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寻苦吃？梁启超[LiangQiChao]回答说：我这个人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已经很充足了，我宁愿选择逃亡也不愿苟活在这污浊空气中。 1915年9月3日，《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京报》发表，迅速引起轰动，当日报纸便售罄无余。茶馆、旅社的客人因无报可买，只好向人辗转抄读，许多人跑到报馆请求再版。然而，梁启超[LiangQiChao]振聋发聩的文章并没能放缓袁世凯[YuanShiKai]称帝的脚步。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YuanShiKai]在中南海的居仁堂大厅举行了“登基”仪式。 对此，梁启超[LiangQiChao]早有准备。几个月前，出于猜忌，袁世凯[YuanShiKai]将梁的学生、时任云南都督的蔡锷召到北京，监控起来。8月15日，蔡锷应梁之邀，秘密来到天津。二人商量一夜，觉得如果不承担起讨袁的责任，中华民国恐怕从此就完结了（当时，国民党人都已逃亡海外，国内的许多军人和文人都被袁世凯[YuanShiKai]收买了）。 梁启超[LiangQiChao]制定了举义的计划，分一明一暗两条线进行。梁在明处牵制袁世凯[YuanShiKai]，蔡则暗中潜回云南，起兵伐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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