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和[GongHe]派转向立宪[LiXian]派 流亡的生活并不平静。除了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外,在日本[RiBen]内阁大臣犬养毅家,梁启超[LiangQiChao]结识了孙中山。 在以“得君行道”的康有为看来,孙中山倡导暴力反清,大逆不道,自己深受皇恩,断无与他合作的可能。 梁启超[LiangQiChao]却没有[MeiYou]丝毫成见,他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从善如流,赞成革命[GeMing],很快便与孙中山打得火热。当时,孙中山的声望无法同梁启超[LiangQiChao]相比,很多东南亚的华侨和日本[RiBen]重臣都是由梁启超[LiangQiChao]介绍给孙中山的。1899年夏,康有为被日本[RiBen]政府驱逐,离开日本[RiBen]去了新加坡。少了老师的掣肘,梁启超[LiangQiChao]同孙中山往来更加频繁。其实,梁启超[LiangQiChao]并非对孙中山笃信不疑。他认为孙中山常说大话,“徒使人见轻耳”。 不久,梁启超[LiangQiChao]联合康有为的13位弟子给老师写信说:“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GongHe]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光绪)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GeMing]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 康有为接信后,怒不可遏,立即令其离开日本[RiBen],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梁启超[LiangQiChao]表面上听从老师的话,内心却很不满。除了政见不同,经济的原因也很重要。梁启超[LiangQiChao]流亡海外,主要靠办刊、卖文维持生计,生活清苦。而康有为声称有光绪的“衣带诏”,以保皇为名一路大肆敛财,掌握了百万巨款,却并未很好的接济梁启超[LiangQiChao]。 到檀香山组织保皇会后,梁启超[LiangQiChao]对当地华侨说,他组织保皇会,名为保皇,实则革命[GeMing]。顿时得罪了改良、革命[GeMing]双方,很多人指责他“挂羊头,卖狗肉”。然而没过多久,梁启超[LiangQiChao]的态度就180度大转弯,彻底摒弃了用暴力革命[GeMing]建立共和[GongHe]的主张,转而支持开明专制的国体。 思想的转变源于他1903年应美国保皇会之邀游历了一番美国。在这片曾被他称作“世界共和[GongHe]政体之祖国”的土地上,他失望了。他见到鳞次栉比的高楼、兴旺发达的工业,却也见到了世纪之交的怪物——托拉斯,见到了马克吐温笔下暗箱操作的“黑金政治”,更见到了华侨社会帮派林立、互相残杀的种种丑陋现象。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共和[GongHe]不适用于中国[ZhongGuo]。信仰崩溃的梁启超[LiangQiChao]写道:呜呼痛哉!吾十年来所醉、所梦、所歌舞之共和[GongHe],竟绝我耶?吾与君别,吾涕滂沱。 回国后,他冷静地想了想,认识到以中国[ZhongGuo]之大,国情之复杂,民众素质之低下,搞起革命[GeMing]来,一定是多年大乱。而最终收拾动乱的人,一定是有极大能量和权术的独裁者,到底还是专制。梁启超[LiangQiChao]给革命[GeMing]开出的公式是:革命[GeMing]——动乱——专制。给立宪[LiXian]开出的公式是:开明专制——君主立宪[LiXian]——民主立宪[LiXian]。 从此,梁启超[LiangQiChao]走上了坚定的改良主义的道路,利用各种渠道不遗余力地呼吁立宪[LiXian]。 革命[GeMing]党对梁启超[LiangQiChao]的转变极为不满,他们在东京创办了《民报》,第三期就下了战书。一场立宪[LiXian]派同革命[GeMing]派在中国[ZhongGuo]近代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论战拉开了帷幕。 革命[GeMing]派说:要自由,就得流血牺牲。 梁启超[LiangQiChao]说:暴力革命[GeMing]得不到共和[GongHe],只能得到另一个专制。 革命[GeMing]派说:日本[RiBen]、英国搞君主立宪[LiXian],也要流血。 梁启超[LiangQiChao]说:法国大革命[GeMing],动乱80年,血流成河。其他欧洲15国,君主立宪[LiXian],都和平完成转型。共和[GongHe]当然最好,但鉴于中国[ZhongGuo]现实,只能从立宪[LiXian]做起。 革命[GeMing]派说:既然立宪[LiXian]是过渡,共和[GongHe]是最终目标,为什么把时间耽误在过渡上。 梁启超[LiangQiChao]说:因为渐进改革损失小。 两派你来我往,革命[GeMing]派占据着《民报》,章太炎、胡汉民、汪精卫轮番上阵。立宪[LiXian]派只有梁启超[LiangQiChao]孤身一人,阵地是他1902年创办的《新民丛报》。 通过和革命[GeMing]派的论战,梁启超[LiangQiChao]确立了舆论界骄子的地位,并代替康有为成为立宪[LiXian]派新的精神领袖。 同时,在论战过程中,梁启超[LiangQiChao]发明了一种介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的新文体,后世称之为“新民体”。由于百姓和士子都乐于接受,新民体传播很广。用这种读者喜闻乐道的文体,梁启超[LiangQiChao]写下感人至深的《少年中国[ZhongGuo]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的铿锵之语激荡着那个时代无数年轻人炽热的心灵。 黄遵宪就极为推崇新民体,称赞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再加上梁启超[LiangQiChao]善用“拿来主义”,直接将日文的汉字词语引入中国[ZhongGuo],诸如“政治”“经济”“哲学”“民主”等等,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而这其中,有一个词是梁启超[LiangQiChao]的原创,那就是“中华民族”。 不过,梁启超[LiangQiChao]文采横溢也是一件可惜之事,他写惯了报纸文章、论战文章,只追求打动人。他的一支笔可以惊醒中国[ZhongGuo]长久睡梦的人心,却没有[MeiYou]精力写出真正大师级的著作。陈独秀就评价梁启超[LiangQiChao]的著作为“浮光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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