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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已经是我第三个住处了。”坐在床边，孙竹久对记者讲起毕业后搬家的经历。2009年，21岁的孙竹久从北京人文大学网络工程专业毕业，在清河租住房子，月租800元。刚毕业的他工作不稳定，收入很低，三个月后，难以负担起房租的他搬到唐家岭附近，租住了一个带木板隔断的单间，月租400元。 两年时间里，孙竹久换过两次工作。“最困难的时候，每天两顿饭，中午一个煎饼果子，下午一碗泡面，这样持续了三个月。”孙竹久说。 记者注意到，孙竹久的桌上放着一个女孩的照片。“算是我女朋友吧。”孙竹久露出笑容，“但没有房子，谁愿意跟我呢？”他说。 当记者问到他是否关注公租房等保障房时，孙竹久说：“天天看新闻，可是这种好事轮不到咱家。”由于没有北京户口，他和朋友们申请公租房的希望早已破灭。 唐家岭拆迁后，孙竹久和自己的很多朋友，只能从唐家岭搬到新的村庄，而这些新的村庄也被喻为“新唐家岭”。 来自山东日照东港区的申家春也是“新唐家岭”的一员。 2009年，从山东科技大学毕业来北京后，他已经搬过5次家了。 “刚来北京时，在万泉河租了一个二手房东的床位，每人每月200元。80多平米的房子挤了20多个人。”申家春说。三个月后，他和同学搬到南辛庄附近的一个两居室，两张上下铺不够5个人用。于是，申家春和同学利用另外一间卧室打起地铺。“两铺之间用砖头隔开。”申家春回忆说。 两个月后，他和同学又搬到位于北沙滩附近的学生公寓，8人一间；半年后，他又搬到唐家岭永丰屯附近。“唐家岭交通很方便，离西二旗很近，但是租住的房子不见阳光，潮湿阴冷，每月租金450元。”三个月后，唐家岭开始大规模拆迁，他又搬到东半壁店。“这里的房租550元，还是可以承受的。” 对于房价，这个年轻人有些不解：“2003年时，日照房价大概2000元左右一平方米，北京的天通苑也在3000元左右一平方米。几年后，日照的房价跟此前差距不大，而北京市内均价却突破3万，翻了好几倍。” “这里很好，是古都，又有文化气息，但是我不属于这里。”申家春坦言，如果房价依旧，他三年内会选择回老家。 “上下班高峰期公交特别挤，你不用走，后面的人直接拥着你往前挪，简直是被塞进去的。”从石家庄某商学院毕业的王艳秋，已经在北京打拼了近两年。她每天从小牛坊村坐47路公交，再转两趟地铁才能到上班地点，花在路上的时间近三个小时。
拆不完的城中村
史各庄村的村民程先生在宅基地上新盖了五层小楼，可供出租的房间达到50间。楼上的房间加上楼下的门面房，一个月的租金收入达到10万元…… 在这里，更令人震惊的是村民建房的速度—— 最近一年，东半壁店村的主干道深处，一排排新盖的楼房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每隔三五步就是一栋新楼房，总共不下200栋，它们中大多是三至五层，更高的有七层，几乎全都用作出租，由于大部分已租满，房屋外墙有的贴着“今日无房”。 记者走进一栋出租房，里面都是按筒子楼设计，单间挨着单间，每间房有一张床，多是布满污点的二手席梦思。房里，不时走出一对对的男女青年。 这些被视为违章建筑的出租房，对于“蚁族”来讲，却是不可多得的栖息地。在近期北京房屋租金经历一番大涨之后，找到便宜的房子甚至成为一种奢求。 下午不到五点，东半壁店的村中街已经“蔓延”到村外的一片工地边上，等着迎接六点多的下班高峰期。各色小吃摊杂乱无序，多无营业执照，尽管工地边上尘土飞扬，小吃街的生意依然火爆。购买彩票的人们在站点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在史各庄租住了近7个月的孙竹久对记者抱怨道：“这里根本没有治安。”他称，这附近经常有打架事件发生。 尽管如此，无论租客还是房东，都不希望拆迁的到来。 小牛坊村村民王岩告诉记者，2000年他自建了两栋两层小楼房。“租客都是大学生，我家房子还算新，一间能租到600元钱。”王岩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光租金，一个月能挣一万多元。51岁的王岩打小就在村里生活，“谁愿拆呀？我们谁都不想拆迁。现在还能挣房租，要真的拆迁了怎么办？我们没有地，吃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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