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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谭嘉严少卫通讯员次旦久美张佩青刘杨刘蓉芳刘青李晶李郑生于丽珊
吴咸中古方破解急腹症
有这样一位老人，他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努力在中医和西医之间寻找一条和谐发展之路。他便是原天津医学院的老院长、今年84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咸中。如今，他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急腹症的绝技早已闻名海内外。
常见急腹症包括：急性阑尾炎、溃疡病急性穿孔、急性肠梗阻、急性胆道感染及胆石症、急性胰腺炎、腹部外伤、泌尿系结石及子宫外孕破裂等。如急性肠梗阻单纯靠中医很难鉴别，得靠西医来诊断。在西医诊断明确的基础上，再配合中医中药的治疗，这便是中西医结合。吴咸中说。
吴咸中哥哥姐姐都是医学教授。但他说，自己真正走上中西医结合道路还应从参加天津中医学院举办“西学中”班算起。
1960年秋，吴咸中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外科医生，开始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的探索。为什么选择这个课题？吴咸中说，当时我们对外科急腹症比较熟悉，知其长短；其次，与慢性病相比，急腹症的疗效容易判断，受影响的因素相对较小。4年后，吴咸中被调至全国中西医结合临床基地——天津市南开医院。通过逐个病例的具体分析，在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指导下，吴咸中初步制订出急腹症病人具体的辨证原则与方法，再与西医诊断相结合，他又提出了中西医结合的分期分型方法。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根据大量临床实践，结合实验研究的初步结果，吴咸中提出了开展理论研究的三条原则和“以法（治则）为突破口，抓法求理”的研究思路。一篇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1973年第一期上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理论研究的一些设想与初步体会》中提到的不少设想，在20世纪80年代逐步通过科研实践得到补充、修正或提高。
1991年，吴咸中从天津医学院院长岗位上退休后，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中西医结合工作。他表示，自己早期研究的重点是以常见病、多发病为主，是初步探索阶段。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提出用中西医结合向急性重症胰腺炎和急性重症胆管炎这两个国际公认的外科难症发起挑战（这两种疾病当时的死亡率高达20%~30%）。
“对于急性重症胰腺炎的治疗，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天津市南开医院就已经很有名气了。”吴咸中说，人体的肠道具有一种奇特的屏障功能，它可以防止肠内的细菌和毒素进入人体器官，但重症胰腺炎一旦发作，肠屏障功能就被彻底打破。此时，中医、中西医结合的优势就是用通里攻下中药排泄体内毒素，同时还能保护肠屏障，减少细菌与内毒素的入侵的整体治疗。与此前的通里攻下相比，今天吴咸中对这个古方的运用更加娴熟大胆。以攻下作用猛烈的大黄为例，一般中医一天最多用到30克，但吴咸中可以用到60克。现在，天津市南开医院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重症胰腺炎的死亡率已经从30%降到15%；重症胆管炎的死亡率从20%降到了2%。2003年，吴咸中对通里攻下法的研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近年来，吴咸中又将治则的研究从单个治则研究转向不同治则之间的协同或增效作用的研究。目前已进行了活血化瘀药物对通里攻下法、清解通下法、清热利胆药物以及清热解毒药物的增效作用等研究。
从1961年开始研究急腹症，吴咸中不仅用现代医学解释了两千年前《伤寒论》中的古方，还用它破解了西医很难攻克的疑难重症。
强巴赤列当今藏医第一人
被誉为“当今中国藏医医界之冠”的强巴赤列，德高望重、身份尊重，但在拉萨，找这位国家级藏医药专家看病却一点都不难。无论是内地来的民工，还是当地农牧民，只要到位于拉萨市八廓街西藏自治区藏医院门诊部大院，就可以不经任何手续见到强巴赤列，甚至连7元钱的专家挂号费都不用付。
“医生要对所有病人一视同仁，病人是医生的儿女，有钱给治，没钱也要治；当官的给治，乞丐也要治。”强巴赤列一生都恪守着恩师、担任过十三世达赖喇嘛首席保健医师的著名藏医钦绕罗布老师的教诲与嘱托。
1929年，强巴赤列出生在一个藏医世家，13岁时进入当时拉萨传授藏医天文历算学的“门孜康”（现在的西藏自治区藏医院的前身），师从著名藏医钦绕罗布学习藏医药知识，从此与藏医药结下不解之缘。 tujian.org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强巴赤列第一个把解放军引到藏医院。1956年10月，强巴赤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著名藏医药大师钦绕罗布诸多学生中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和解放军医务人员的交往中，强巴赤列接触和了解了西医知识。此后，强巴赤列产生了将藏医与现代医学相结合造福西藏人民的想法。
传统藏医治疗不分科，医生主要靠观察判断病人病情，检测手段比较单一。1962年，任西藏自治区藏医院院长的强巴赤列冲破阻力，大力推动分科门诊，引进先进检测手段和仪器。
1980年，强巴赤列向西藏自治区政府递交了一份进一步发展藏医药的建议书，其中包括建立藏药研究所、修建现代化藏药厂、在西藏大学增设藏医系、重视和扶持藏医药事业、扩建自治区藏医院、各地区建立地区级藏医院、吸收和重视使用名老藏医、让有一技之长的名老藏医医师进入国家举办的医院工作、兴办藏医专科学校等十项建议。他倡导并组织创建了藏医学院、自治区藏医院、藏医研究所、天文星算研究所，为藏医事业的发展和藏医学术水平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倡导并实行的藏医优良传统与现代科学管理相结合的医院管理方式，使自治区藏医院管理独具特色。如今，藏医院已经发展成一所现代化的医院，藏药的科学研究也在强巴赤列的推动下取得显著成果，一系列包括治疗乙肝、高原反应等的特效藏药问世，为千千万万藏区人民带来福音。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强巴赤列说，如果我是一只飞翔在高原上的小鸟，那么我有一对强劲的翅膀。这翅膀一只是共产党和国家重用我，使我学有所用，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另一只则是恩师钦绕罗布赐给我的知识和教我的做人品格。
藏医药学是藏民族在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下与疾病斗争过程中吸收国内兄弟民族及外来医学的长处，逐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诊疗方法，至今已有2300多年历史，是世界公认的四大传统医学之一。强巴赤列以惊人的记忆力，撰写了藏医学教科书《基本学》、《生理学》、《病机学》等13本通俗教材。这套100多万字的教科书已成为人们研究和学习藏医的必读书目。藏学家认为，这是第一次用现代观点系统地描绘和总结藏医真正奥秘的科学著作。
这套著作也让强巴赤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由于长期研读发黄的木刻书和细如针尖的藏文，导致右眼失明，但强巴赤列从不后悔。近60年来，强巴赤列将渊博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后代，他先后培养了600余名藏医学高级人才和技术骨干。
在藏医经典中，最集大成的著作就是成书于1200年前的《四部医典》。强巴赤列常年伏案研读，1998年双目彻底失明。但是，他以超人的毅力，继续编写《四部医典系列挂图全集》藏汉、藏英对照本。在助手帮助下，强巴赤列为5000多幅图片一一作了注解。经过多年努力，强巴赤列完成了共计25万字的《四部医典80幅彩色挂图释难蓝琉璃之光》，被业内人士称为21世纪藏医论著的里程碑。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陆广莘高屋建瓴说中医
拨通经多方打听得来的国医大师陆广莘的电话，听说要采访，电话另一头的陆广莘便问：“你了解中医吗？”起初记者一直不解，直至采访时，记者才发现，即便学过中医，也很难跟得上陆老那近乎跳跃式的思维。
陆广莘1927年生于江苏。抗战后，因参加反对汪精卫政权的斗争而险遭不测，后回乡学医。他先后师从上海陆渊雷、章次公、徐衡之等名医。几位老师不仅教会了他诊病的技术，更给了他学习中医所需的思想：“发皇古义，融会新知”；欲求融合，必先求自我之卓然自立；对西医治疗疾病的方法要“心知其意，不为所囿”。1952年，陆广莘以优异成绩成为卫生部中医药研究人员，并进入北京医学院（现北大医学部）医疗系系统学习西医五年。
“发黑眉寿，仰之蔼蔼然谆谆然……”这是陆广莘的弟子对他的贴切描述。短短两个多小时的采访，陆广莘总会让记者不自觉地想起电视剧中的“老顽童”，乐观、爱动、豁达，外带一丝倔强，却又常能一语道破中医发展的瓶颈。采访中，陆广莘总是习惯跳出中医，站在传统文化与哲学的角度，对中医学进行俯瞰性的凝视与解析。
1983年，是陆广莘职业生涯的一个分水岭。此前的26年，陆广莘被分配至中央人民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中医科。他常作为唯一一名中医，与众西医会诊疑难病。但无论是学习西医的5年学生生涯，还是在西医院工作的几十年，陆广莘都说，自己尽管非常愿意并一直在认真地学习西医最新的学术进展，但最终都会“学而为中医所用”。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中医能治病，却不能回答为什么能治病，因而被认为不科学，这让我心里非常痛苦。”为此，陆广莘来到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心实验室，逐步深入地研究中医基础理论，并创建了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现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基础理论重点学科带头人的他，发表了中医基础研究论文百余篇，并出版中医理论专著《中医学之道》，在中医基础理论继承与创新发展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陆广莘说，中医的本质不是疾病医学，而是健康医学。其治疗不是以消灭病毒为结果，而是重在提高免疫和屏障功能，依靠人体自身免疫反应来治病。他提出，百年中医的困惑在于“废医存药”地扭曲中医诊疗思想，用疾病医学的观念和方法研究中医、改造中医。他说，医生医的是“生”，医学学的是“生”。中医在中医基础理论上，实际是关于人的心身相关自我调节的一门科学，而治病实际就是调节病人本身自我抗病反应的动力机制。
近年来，国家每年对中医药的投入都在大幅度增加，给中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但中青年的中医骨干们能否抓住这次机遇，有所作为？陆广莘很是担忧。
近年来，陆广莘又致力于中医的科普宣传。他颇有兴趣地向记者介绍了他近来的讲座计划：“最近，我刚给清华大学今年毕业的500余名博士后作了讲座，接下来还会继续在中医科学院、福建等地做讲座，让中医更多地被大家了解。” tujian.org
郭子光大家风范可师传
郭子光到北京参加国医大师表彰大会期间，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老中医门诊部每天都会接到不少患者打来电话询问：“郭老什么时候回来啊？”在停诊一周从京返蓉后第一天出诊，郭子光当天的25个门诊号3分钟不到便“抢购一空”。在患者心中，首获国医大师殊荣的郭子光，依然还是那个平易近人、妙手回春的老爷子。
郭子光于1932年出生于重庆市荣昌县郭氏中医世家。幼年即熟读《伤寒歌括》、《温病百言》、《药性六字经》、《验方歌诀》等书。1962年他毕业于成都中医学院医学系，留校从事临床、科研、教学工作。现为第三批全国名老中医带徒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四川省政府首批确定的学术技术带头人。
临床研习中医学数十载，郭子光理论造诣精深，学识渊博，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内科疾病诊治，尤其对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难治性血小板减少症、慢性肾炎蛋白尿等疑难病症疗效卓著。其学术思想的研究整理成为成都中医药大学唯一被纳入“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的子课题——“郭子光思想及临床经验研究”。
在理论探讨上，郭子光独有心得。他提出的“病理反应层次”学说，解释伤寒六经方证，被同行认可为伤寒新论；他倡导的“三因鼎立”学说（原因 诱因 素因 疾病），使中医发病学体系更加完善；他提出的创立“现代中医康复医学”基本框架的设想，率先开拓中医康复学科领域；他分析指出了“病证结合”论治的四种形式——分证论治、分期论治、方证相对论治和基本方加减论治的不同特点、优点和适应范围。同时总结出治疗慢性疾病的五个步骤：凡有外感先治感、气机不畅先治郁、运化失司先理脾、平调阴阳治原病、逐步减除治标药。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郭子光认为分科过细易割裂中医的整体观念，所以他临床涉及面很广。其临床特点是：重视脉理，习用经方，强调辨证论治，擅治心脑血管、血液和肺肾的慢性疾病，对外感发热性疾病和癌症的治疗也有研究。他能灵活运用中医理论指导临床，取得疗效。例如，用“寒温合法”治疗急性外感热病（多系病毒感染）；将“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的治法，用于治疗少阴病格阳证；以“久病入络”学说指导治疗多种慢性疼痛、眩晕、喘咳等病症；用“攻邪已病”学说指导治疗多种癌症；以“脏为阴、腑为阳”学说指导治疗泌尿系结石症；从肝脾虚损论治血液病；从“命门火”论治肾上腺皮质、甲状腺等机能低下症。此外，他提出冠心病康复治疗10步程序等，均取得显著临床疗效。
郭子光曾获部省级科技进步二等奖、厅局级科技进步二等奖、西南西北地区优秀著作一等奖等多个奖项。他还多次应日、韩及中国台、港地区医界邀请作临床经验交流和指导。独撰医学论文130余篇在国内外发表，编著或主编《伤寒论汤证新编》、《中医康复学》、《中医各家学说》、《现代中医治疗学》等10部医学专著。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他还是四川省政府首批确定学术技术带头人。
郭子光在国医大师表彰暨座谈会上大声疾呼，中医药发展的生命力是临床疗效，中医科研也应以提高疗效为目标。应针对中医优势病种，如各类难治性慢性疾病、病毒感染性疾病等，一个病一个病地进行总结、研究，制订出基本治疗方案，以提高临床疗效。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李辅仁药到而立起沉疴
“医生应以病人为本，以仁者之心待之。”这是“国医大师”、卫生部北京医院主任医师李辅仁的座右铭。在数十年从事老年保健医疗的工作中，他都本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人之痛、己之痛”的精神，尊敬和爱护每一位来诊者。
李辅仁出身于中医世家，自幼遍读中医古籍。1939年，他师承我国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成为施氏医道的主要传人。解放后不久，他被聘为中央医疗保健中医，长期从事高干保健工作，被誉为“当代御医”。
如今，已届九旬的李老精通中医内科、妇科、儿科，尤擅治疗老年病。行医60年来，他诊治各类患者数超过10万人次。但面对不计其数的求诊者，李辅仁常说：自己总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认真诊治。经常过了下班时间，还忍着饥饿与疲劳，为病人望闻问切。为此，许多病人看完病后总是关切地叮嘱他：“要保重身体，李老的身体好了，我们患者的身体才有依靠！”
李辅仁常说，为医者，医术固然应求一流，而医德、医风更应高尚，不可有丝毫侥幸投机之心。对待患者，更要有一颗平常心。李辅仁说，自己尤其反对为迎合患者之需求，或为私心而取悦患者，开“人情方”，妄用贵重之品。他称之为“害人不利己”。“什么医疗方法最快、最好、最省钱，能较快地解除疾病痛苦，就该用什么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中医药学的实践离不开《内经》、《神农本草》等经典医籍，但中医药学发展史上，学派的产生都源于医学家在临诊实践中，结合实际开发经典中基本理论的含义，可以说学派的形成都是始于创新，这就是“尊古而不泥古”。
以此为基础，李辅仁发展了《内经》的“形能”学说，指出“形能”分为生理形能和病理形能两个方面。他以其丰富的临床实践，科学、辩证地揭示了两种“形能”之间复杂的对应关系，使古已有之的“形能”学说，成为出奇制胜地攻克现代老年性顽症的利器。
作为中医师，李辅仁主张在医疗实践中发挥中医优势，学习西医长处，缩短疗程，提高疗效，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这样才能真正使病人受益。
他解释说，中医重辨证，“证”是辨证论治的核心和出发点，是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表现在机体整体层次上的综合病理变化。“辨证”就是通过四诊(望、闻、问、切)识别和理解“证”的过程。“证”与“辨证论治”的优势在于直接把握病人的机体反应状态，着眼于改善机体内在的稳态调节机制，调动机体综合抗病能力。但“证”只能从疾病反映在外的症状上去揣摩，带有较大的主观性和模糊性。西医重辨病，它运用奠基于现代科技与实验研究的基础理论，说明病的解剖部位、组织的病理改变、器官的功能异常，甚至分子生物学变化的详情和细节，将其归纳为“病”的概念。“病”形成了病因、发病机制、诊断及鉴别诊断，因有结构、功能的变化，影像、化验为依据，描述具体，治疗也是针对病因，令人一目了然。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李辅仁还强调，“不同时代赋予疾病以不同的内容”，反对单靠“以古方治今病”。认为中西医结合之关键，在于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而不在于理论体系之争鸣。医生治病辨证的关键不在大同，而在小异。他主张，临床上要抓住主证、断然处方。对于疑难重证，要有“药到而立起沉疴”的胆识，对“经方与时方”要灵活化裁运用，在制方用药上要做到不求标奇立异，唯疗效必须出奇制胜。
颜德馨毕其一生育英才
产生在江苏省常州孟河地区的中医学派，是中国传统医学在近代发展历史上的一大流派。孟河医派的中坚马培之，精于内、外及喉科，并著有《马批外科全生集》、《医略存真》等医案行世。
现为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主任医师的颜德馨，1920年生于江苏丹阳。他自幼便随其父、孟河医派的第三代传人颜亦鲁学医，后又入上海中国医学院深造。自1939年至今，颜德馨悬壶沪上70载，屡起沉疴，不坠家声。而且一生致力于培养优秀的中医学人才。
颜德馨说，中医最大的危机之一是后继乏人。作为一名年已九旬的老人，他很重视下一代中医人才的培养。为此，他成立了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他说，随着将毕生贡献于中医事业且有真才实学的老中医越来越少，自己现在越来越感觉到身上责任的巨大。无论是社区全科医生，还是高级中医人才，他都希望下一代中医能够尽快成长，真正按照中医体系指导疾病的治疗。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对于“中医大师传承人才培养计划”，颜德馨认为，其主要目标是要培养“纯正原味”的中医，传授并规范年青一代中医人“四诊八纲”、医案书写等中医的基本功。他说，中医要想获得发展，既不能故步自封、排斥现代医学，也不能过分依赖实验室检查和影像诊断，放弃中医临床诊疗技术。
除了现身示教，颜教授还别开生面地为“大师班”的学员们提供现场诊疗操练的机会，让学生们在课堂的大舞台上尽情展现自己。面对学员们的思想交锋、观点碰撞，颜老十分欣喜，并耐心地逐一进行点评。整个教学过程，颜教授通过开课时的入门之“导”、讲授时的演示之“导”，操练时的点拨之“导”，环环相扣，引导学员“渐入佳境”。“入境”才能“生趣”，“生趣”才能“成才”，这样才能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培养强劲的后备军团。
迄今为止，跟随颜德馨学习的医生已有200余人。对这些学生，颜德馨都首先了解他们是否相信中医，是否了解中华文化。他说，一个好的中医接班人不单要看他有没有悟性，更重要的是看他能不能拒绝诱惑。“如果对中华文化不理解，不喜爱，即便是高材生也无法学到中医的精髓。”他在教学过程中常把中华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反复阐述。
近年来，中医走向世界的呼声越来越高，但迄今仍鲜有具体事例来证明。几年前，颜德馨将自己临床应用了10多年的两个中药验方“消糖方”、“醒脑方”给予国内一家知名中药企业生产。他也表示，愿以兼容并蓄的态度接纳包括现代中药、化学中药在内的一切能将中医发扬光大的“盟友”。名老中医与现代企业合作的胸襟，让人们看到了传统医学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希望。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从医70年，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颜德馨教授在学术上敢于创新，在气血学说的基础上，他根据疑难病证的缠绵难愈、证候复杂等特点，倡导“久病必有瘀”、“怪病必有瘀”，“瘀血实邪乃人体衰老之主因”等新的学术观点，并提出“疏其血气，令其条达而致和平”是治疗疑难病证的主要治则，创立调气活血为主的“衡法”治则，这是中医治则学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耄耋之年，颜德馨犹心系岐黄，组建了上海市中医心脑血管病临床医学中心、同济大学中医研究所，并先后成立了“颜德馨中医药人才奖励基金”和上海颜德馨中医药基金会。
名老中医颜德馨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精神风貌，感动着他的同仁和弟子，也感动着所有接触过他的人们。
张镜人斯人虽逝已留香
在国医大师表彰大会前夕，首届国医大师之一、全国著名老中医、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教授张镜人于2009年6月14日9时28分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享年87岁。斯人已逝，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永远铭刻在同道与世人心中。
张镜人出身医学世家，家族之中名医辈出，其曾叔祖张骧云以擅治伤寒、医德高尚而称誉社会，口碑极佳。张镜人之父张益君也是一代名医。张家重视临证，主张在临证中积累实践经验，在实践中深化理论认识。张镜人少年时起即随长辈抄方，1941年起随父侍诊，4年后开始独立应诊，屡起沉疴，就诊病人络绎不绝。张镜人很快崭露头角，20岁即为沪上中医界小有名气的后起之秀。 tujian.org
解放后，张镜人积极投身到新上海的公共医疗事业之中，参与了解放后上海中医药发展的每个重要历史进程，更对上海市中医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心血。他因之也被誉为“沪上中医第一人，堪称上海现代中医业奠基人”。
1954年张镜人毅然关闭自己的私人诊所，放弃高薪收入，接受上海市市长陈毅署名委任，担任市卫生局医疗预防处中医科副科长，成为沪上中医界加入公共医疗机构的第一人。其后又曾担任上海市卫生局中医处副处长，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等职务多年。退休后还被上海市政府委任为市卫生局顾问，为中医药事业发展建言献策。
悬壶近70载春秋，张镜人对急性感染性疾病、慢性胃炎、病毒性心肌炎后遗症、冠心病、慢性肾功能不全、风湿病等均有深入研究，特别是在热病和脾胃病方面有深厚的造诣，医术精湛，活人无数。治热病，张镜人继承并发扬家学，熔伤寒与温病于一炉，主张祛邪为先，提倡“表”与“透”；疗杂病，每从脾胃入手，临床强调“宏观以辨证，微观以借鉴”。20世纪70年代，张镜人首创调气活血法为主治疗萎缩性胃炎，并制订萎胃安及其系列方随症状作相应加减。经过临床113例疗效观察，总有效率达85%以上。其中有腺体萎缩、肠腺化生、不典型增生等，恢复或显著好转率皆达76%左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张镜人常讲“医乃仁术”，医生要“先仁，后术”，先会“爱人”才有可能成为一名好医生。无论多么繁忙，他每周固定的门诊、会诊和查房等都“雷打不动”。即使在担任卫生局副局长期间，他也从未停止过自己的医疗业务。由于慕名而来的患者实在太多，下午的门诊经常提前至中午12时半开诊，有时一直工作到晚上9时多。
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张镜人还十分重视科研。他认为，科研与临床相辅相成，一个好的临床医生不应排斥科研。他曾获得包括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甲级奖在内的各级奖励十余项。他晚年虽目力不济，仍笔耕不辍，著书立说。先后发表论文100余篇，主编、参编专著近20部，主编的代表性书籍有：《辞海》中医分科、《中医治疗疑难杂病秘要》、《中医古籍选读》、《中华名医治病囊秘·张镜人卷》、《中医临床家·张镜人》等。
张镜人不仅在国内讲学，还十余度应邀赴日本、澳大利亚等地讲学。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张镜人归纳为“五勤”：勤学、勤读、勤问、勤写、勤实践。他一直恪守“茹古涵今，兼收并蓄，立足临床，重在创”的治学思想。在不断提高自身的过程中，张镜人还非常关注人才的培养，尤其是在中青年医生培养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逾80岁高龄还担任上海市优秀青年医学人才的指导导师，诲人不倦。张镜人经常在家中开展“读书会”活动，带领学生温习典籍，畅谈读书心得，为他们释疑解难。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正是由于张镜人的突出业绩，他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4年经国家人事部批准为终身教授，同年获首届上海市医学荣誉奖，1995年荣获首届“上海市名中医”称号，1996年获中央保健委员会颁发的奖状。2004年经上海市卫生局批准，成立“张镜人首席名老中医工作室”，对张镜人教授的学术经验进行全面整理。
裘沛然良医入世良相心
历来中医大家兼晓儒学的不少，但既有精湛医术，又撰有儒学专著的不多，“鸿儒大医”裘沛然便是其中翘楚。
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裘沛然教授7岁入私塾，11岁就读于国学专修馆，先生施叔范督学甚严，凡四子之书及唐宋名家的文章诗词均须选读，并要求熟背成诵。1931年，裘沛然求学于上海中医学院。学习期间，裘沛然刻苦认真，“晓窗千字，午夜一灯”，是习以为常的，用心钻研中医四诊八纲、临床辨证施治的要领，并熟读中医经典名著。1934年毕业后，裘沛然先后在慈溪、宁波、上海等地悬壶济世，既为民众治病，也积累了临床经验。1958年他应聘进入上海中医学院工作。
从医70余年，裘沛然融通辨证施治，活人无数。如今年逾九旬，仍然坚持临床第一线为患者解除病痛。他研究仲景方证药法，善于灵活变通。轻剂起沉疴，“混沌”行痼疾；古方治今病，推陈出新意；既不离乎成法，又不为法所拘；立方贵在“精、奇、巧、博”，在治疗疑难杂病顽症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独到之见。由他撰写的《疑难病证中医治法研究》，曾经荣获中国医药学报首届优秀论文一等奖。裘沛然认为，要提高中医临床疗效，可在“精、奇、巧、博”4个字上下功夫，处方贵精、立法宜奇、用药在巧、以博为基。裘老经常说：“用药如用兵，兵法有堂正之师，有奇谲之法。用药之道，初无二致。”精、奇、巧三端均以“博”为基础，精源于博，奇不离正，巧生于熟。所谓“博”，就是要博览群书，博采众方。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除了医学外，裘沛然对儒学及古体诗造诣尤深。由他所主编及撰写的医学与诗文书籍达40余部，他还寝馈于《辞海》工作，编纂其他各种辞书、丛书和医学百科全书等巨著。早年一部《剑风楼诗文钞》被上海中医学院第一任院长程门雪赞为“一时诗句动星辰”。裘沛然的著作《壶天散墨》获1987年度上海市卫生局“优秀中医药著作奖”。他主编的《中国医籍大辞典》曾获得国家辞书奖一等奖、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2005年《裘沛然选集》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著作）奖一等奖。
在近90高龄时，裘沛然又耗费8年之功，以“人学”立言，讲述做人的道理，写就新作《人学散墨》，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该书结合时弊，举证古今中外的实例，阐述了孔子思想对当代社会的积极意义，显现了他对传统优秀文化的独具匠心。该书集中反映了裘老的博识才学和仁爱之心，更透露出老人浓浓的道德忧患精神，评论界称之为“一代儒医的道德文章”。
裘沛然也承传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清风傲骨。上海市名中医、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王庆其说，裘沛然当医生是“良医入世良相心”。裘沛然为了学校的发展，经常组织专家调查研究，对教学、科研及临床医疗的改革提出积极建议，并为中医工作列入国家宪法向卫生部拟具意见，发表文章向社会呼吁。同时，他还举办各种形式的学术讲座，大力弘扬祖国医学，为培养优秀中医药人才，倾注大量心血。裘沛然经过长期研究和思考，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中医特色、时代气息”八字方向。认为中医学必须在保持自身特色前提下，努力撷取与之相关的科学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成果，为我所用，才能在挑战之中立于不败之地。八字方向在中医界激起了热烈反响，得到了广泛认同。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李振华悬壶六旬尽天职
“幼承庭训学岐黄，勤求博采研效方；悬壶六旬尽天职，但愿世人寿而康。传道授业毕精力，喜见桃李芬而芳；祖国医学普四海，人间处处杏花香。”这是国医大师李振华在自己八旬寿诞上的即兴感言。短短诗句浓缩了他悬壶济世、护佑苍生的毕生追求。
河南中医学院教授李振华出身于中医世家，其父李景唐先生博学多闻，善治伤寒、温病及疑难杂证，名闻豫西各县。1941年豫西大旱，颗粒不收，民不聊生，其后瘟病流行，死亡众多。面对此情此景，正在济汴中学读书的李振华在父亲劝勉下，毅然从医。他幼承庭训，聪颖好学，父亲为他讲读中医四大经典、历代名医著作，加之临证侍诊见习对其口传心授，使他掌握了辨证用药技巧。
“学在于勤，知在于行”是李振华一生的座右铭。除幼承家传外，他勤苦钻研，强调治学应“勤、恒、精、博、悟”。他提出，对经典著作的警句不仅要记，而且要悟，才能临床灵活运用。如脾胃病多脾胃气虚，健运失职而生湿，甚至湿盛而致肿满。在治疗上，“祛湿当以温药和之”，“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黄家所得，从湿得之；“诸病黄家，但利其小便”等警句，他都能临床灵活运用，且卓有成效。
通过数十年的临床实践，李振华在内科疑难杂病及热性传染病治疗上颇有建树。1956年冬末，洛阳地区暴发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重点疫区伊川县，一个月左右竟死亡70余人，多为小孩，一时间人心惶惶。李振华深入疫区，发现死亡者多系误用中药辛温解表类和西药解热止痛发汗药物所致。他认为，流脑病因为感受疫毒之邪，病机为内热过盛，自然当忌用辛温解表发汗之药，应用清热解毒、熄风透窍之法，可用银翘散和白虎汤加减，配服安宫牛黄丸，即可转危为安。医疗队先后以此法治疗了近百名患者，能坚持服药者均达治愈。据此，李振华先后发表了《中医对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治疗》等多篇论文和专著。1970年7月禹县大范围流行乙型脑炎，县医院8天收治了83名病人，虽经治疗，但还是死亡了32人，以小儿居多。李振华应邀前去救治，他不顾个人安危，舍身忘己，日夜守候在病房长达三个多月。他认为乙脑属中医温病的暑温，传染性强，他应用银翘散和白虎汤加通窍熄风之品，并重用生石膏和安宫牛黄丸，使大多患者转危为安。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李振华晚年深入研治脾胃病，对脾胃病及其有关病症的辨治，形成了系统独特的学术思想。他承担了国家“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慢性萎缩性胃炎脾虚证临床及实验研究”课题，根据自己40余年治疗脾胃病的临床经验，提出了“因虚致实，因实致虚，虚实交错”的病机理论和“脾宜健，肝宜疏，胃宜和”的治疗原则，将慢性萎缩性胃炎划分为脾胃气（阳）虚和脾胃阴虚两证，创立了分别适应两证的香砂温中汤和沙参养胃汤，经300位患者临床和实验观察，有效率达到98.7%，治愈率达到32%，课题最终通过国家验收，被认为是一项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经过10余年的进一步治疗观察，药物进一步调整，经千名以上患者观察，凡服以上中药治疗者，未发现一名转为胃癌。
李振华教授早在1958年即被卫生部评为甲等模范教师。他先后指导培养了十届硕士研究生和十余名高徒及学术继承人，同时为学院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中医人才。
张琪仁心仁术济人民
同为国医大师，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何任教授曾这样评价同道张琪：“仁心仁术，德济人民”。
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终身教授、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张琪，1922年出生，从医已近七十载春秋。在漫漫医海生涯中，张琪从未离开过临床第一线。他精通中医内科、妇科、儿科，尤擅中医肾病、风湿病、湿热病、消渴病等，临床疗效卓著，独具特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从布鲁塞尔乘飞机慕名而来的比利时患者杰克·贝兰克，饱受腰腿痛之苦，步履蹒跚。在尝试了国内外多种疗法后，陷于绝望中的他找到张琪“碰碰运气”。没想到，神奇的中医药让他重新迈开了大步。回国后，贝兰克兴奋地用电报向恩人报喜：“张琪先生，万分感谢您用神奇的医术治好了我的腰痛病，一切感觉良好。虽然我已经61岁了，可是身体却像16岁少年一样充满活力。”
自20世纪60年代起，张琪将肾病治疗与研究作为主攻方向，先后总结出益气养阴清热利湿法治疗肾小球肾炎蛋白尿、益气养阴清热解毒利湿法治疗慢性泌尿系感染、益气滋肾凉血活血法治疗肾性血尿、补脾肾泻湿浊解毒活血法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氮质血症等，屡起沉疴。
51岁的患者冉女士患慢性肾盂肾炎多年，6年前出现倦怠、乏力，被诊断为慢性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期），医生建议透析。患者找到张老求治，6年来一直坚持用补脾肾、泄湿浊、活血化瘀中药治疗，未用西药亦未透析。现在冉女士身体、精神状态良好，体力、行走自如，饮食正常，生活自理，还能操持家务。
出身中医世家的张琪，将“淡利禄，精医术，视病人如亲人，不论贵贱贫富一视同仁”的祖训，践行一生。尽管已87岁高龄，张琪仍坚持在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出诊。人们常常看到，尽管下班时间已经过了很久，张琪还在为“号外号”的病人悉心看病，特别是对那些慕名远道而来或一时挂不上号的农村病人，他宁肯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也要为他们诊治。对于来信、来电寻医问药的病人，他也总是认真回复。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多年来，张琪在中医药撰著及科研工作中硕果累累，先后著有《脉学刍议》、《中医学基础》、《中草药学》、《临床经验集》、《张琪临证经验荟要》、《张琪临床经验辑要》等著作，并获得多项国家、省部级科技大奖。他潜心研制的中药复方“宁神灵”，使众多患者解除了失眠、少寐、多梦的痛苦。此药于1987年获得布鲁塞尔尤利卡发明博览会银奖，至今还在临床广泛应用。他高超的医术，坚忍不拔的科研精神，也带动了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肾病专科的发展。
在繁忙的临床和科研的同时，张琪致力于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希望中医事业的继承人一代比一代强。他强调学以致用，现已培养学术经验继承人7名，培养医学博士32人、医学硕士12人，大多数已成为中医后继优秀人才。张琪说，中医发展的关键在传承，而传承的关键在于对青年人才的培养。现在，自己最高兴的事就是听到徒弟们取得成绩、获得荣誉。在国医大师表彰座谈会上，张琪谈得最多的，还是人才。他积极建言国家应加强对基层中医人才培养，他说“简便验廉的中医药在社区和农村中将会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必须注重对基层中医人才的培养。”
张灿玾医文并茂研中医
1928年出生在山东荣成的他，曾先后做过俱乐部剧团导演、小学教员，但凭借着年少时熟记《药性歌》、《濒湖脉学》、《医学三字经》等中医入门书籍，以及跟随父辈司药、加工饮片、制造丸散膏丹所打下的基础，张灿玾还是走上了从医之路。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从事中医医疗、教学、科研工作60余年，张灿玾认为，自己“除了正骨、外伤、产育、针灸外，其他各科的常见病、多发病都看过。”通过临床实践，不仅解决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问题，而且不断强化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和实践对理论的体验。
在教学方面，张灿玾先后教过本科班、进修班、师资班、西学中班、大专班、中专班、研究生等。而他所教的学科也涵盖了几乎所有中医学的专业课程。
张灿玾说，中医学术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其诸多范畴和术语，亦与近现代文化知识之间的距离比较大。要学习和研究中医学，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于文史哲的相关知识去解释其中的诸多难点、疑点，还要运用到语音学、语义学、语法学、文字学等古汉语中的相关知识和方法。张灿玾说，自己从学医时开始就阅读了很多医学文献，后来在教学过程中又阅读了大量的古代和近现代中医文献，这无疑对自己掌握中医学术起到了重要作用。
自1964年步入文献研究领域，张灿玾便留意查阅古今文献学家的文章与著作。通过一个阶段的实践工作，他具备了一些关于校勘、目录、版本等方面的知识。张灿玾真正体会到，中医古籍整理和中医文献研究有自身的规律、方法和研究对象、研究目的，这对继承发扬中医学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只有把临床研究、理论研究和文献研究结合为一体，才能完整地、全面地、系统地把握中医学术的博大精深。上世纪80年代起，他将主要精力放到了中医文献研究与古籍整理上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医文并茂对一个高明的医家来说非常重要。”张灿玾认为，首先要明确医和文的关系。前人留下了大量的医学文献，这些医学文献中，记载着浩瀚的医学理论和医学知识。凡以文字为载体的医学文献，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医和文的关系：一是从文字的组合形式来看，其文章体裁概括地说，又分为散文和韵文两种。这些文章中使用的语词、语法、音韵、语义等也都带有时代的特征。以《黄帝内经》为例，除散文之外，尚有大量韵文。这些韵文，既有西汉以前的读音，也有西汉以后的，这种读音差异也可以进一步反映它成书年代的不同，也可以看出它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亦可反映出医和文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因此，医学所及内容广泛，与天文学、地理学、历法学、气象学、术数学、哲学等，均有密切关系。
1983年，张灿玾被卫生部指定为华北山东地区古籍整理学术牵头人及部级重点整理研究课题《甲乙经》校注的主编人。近10余年，他在报刊发表论文70余篇，校注与校点中医古籍十余部。其中《针灸甲乙经校释》、《素问校释》及《针灸甲乙经校注》，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奖，获厅局级奖4项。他自撰的百余万字专著《中医古籍文献学》，获山东省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1999年12月，张灿玾被山东中医药大学聘为终身教授。2003年9月，中华中医药学会授予他“中华中医药学会成就奖”，并聘为终身理事。 tujian.org
王玉川重临床不轻理论
王玉川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顾问，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历任北京中医学院内经教研室主任、中医系主任、学院副院长等职。
作为中医界最早研究《黄帝内经》理论体系、学术内涵的中医学家，王玉川对阴阳学说的演变、气血循环理论、五行学说、运气学说等研究，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59年至1963年，在他的主持下，当时的北京中医学院主编了全国中医院校教材第一、二版《内经讲义》。至今，他还保留着当年亲自撰写的手稿和油印稿。
1941年，王玉川从医于当时的中医名家戴云龙先生，并得到著名医家陆渊雷的指教，学成后在家乡行医。
承古而不泥于古，注重创新，是贯穿王玉川研究中医理论的一条主线。在对中医理论体系的研究中，王玉川敢于质疑多年来被众多学者视为中医特色重要标志的辨证论治。他指出，辨证论治并非中医的专利。比如，现代医学里的鉴别诊断以及对同一个病人必须视情况不同而选用不同的治疗措施，在给药方面要考虑服药的时间(时效关系)、剂量的大小(量效关系)等原则，便是辨证论治的体现。
他还表示，辨证论治的统治地位是在牺牲了“同方异治”的宝贵经验，扼杀了寻找广谱有效方药的热情之后才取得的。其次，辨证论治的辉煌成就使人们的思维陷入永恒不变的公式之中，从而使在“坚持突出中医特色”口号下的中医理论教育和临床实验以及科研工作，与创新的客观要求越来越远。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在临床传承教学中，王玉川常依据自己扎实的文献功底，从古典医籍中总结大量临床用药知识以示后人。如从“同方异证”的学术角度研究张仲景五苓散的应用，他分析对比了《医宗金鉴》、《医方集解》、《千金要方》和仲景原书的治证，指出“有是证用是方”思想的局限性。他说，五苓散在《医宗金鉴》治证有二：一治水逆，水入则吐；一治消渴，水入则消。《医方集解》是取其利水渗湿之功，而仲景书却在五苓散方后说：多饮暖水，汗出愈。《千金要方》中，五苓散其取效之由，亦是“发汗”，而北宋开宝年间高继冲进献的《伤寒论》在伤寒叙论的取效则由于涌吐。同一个五苓散，既可用来利水渗湿，又可用来发汗，还可用作涌吐剂，而《外台秘要方》收载的“深师茯苓术散”，其方所用药物与五苓散全同，其主治证为“发白及秃落”，更是与仲景《伤寒论》五苓散的主治证全不相干，这不是“有是证用是方”的方证相对说可以讲清楚的。
王玉川常言，学习中医必须早临床、多临床，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提高和发展诊治能力。除此之外，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现更好的手段。但他亦不忽视理论，常总结临床经验，将之上升为理论，或以之反馈于理论，而后再应用于临床，每每取得良效。
王玉川认为，临床不应为方证相对所束缚，而应该勇于尝试，探索能治多病的方剂。他说，“芫花散”的主治多达30余种病证。药王孙思邈对该方赞赏有加并按照传统理论研究了36年，仍无法解释该方在临床上多次取得神奇的效果的组成原理。可见，突破方证相对的束缚，勇于找寻一方多治的方剂，对于中医学的进步好处多多。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民间有“单方一味，气死名医”之说，故单味方的疗效又往往出人意料。王玉川表示，与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辨证论治规律，得出许多令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的辨证分型，不如研究同方治异证的机制，更能得出真正称得上创造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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