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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龙贵
每包卷烟增加1元，吸烟者人数将减少1370万，挽救340万人的生命，政府税收将增加649亿元。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大幅度地提高从量消费税，从目前的0.06元/包，提高到1.00元/包，从长期看，中国应该考虑把总的税率提高到零售价的60%以上。这是记者从中国控制吸烟协会今天在京举行《烟草税和其在中国的潜在影响》研究结果发布会上获悉的。（人民网12月15日）
11月22日在南非德班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上，中国得了一个尴尬的奖项——“烟灰缸奖”，此奖专门颁给控烟不积极的国家。提高烟草从量消费税的建议，简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把洗刷“烟灰缸”的控烟责任全部由烟草消费者来承担。
作者之一，美国加州柏克利大学的胡德伟教授给出的理由是:中国烟草制品价格低廉是吸烟率非常高的原因之一。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价格确实能影响到消费，但控烟的复杂性决定了，控烟不可能通过简单的数学运算就可以得出结论。什么事情一旦理想化，难免误入歧途。事实上，这个建议早几年前就有了，何以一直无法实行，原因不言而喻。
烟草是比较特殊的商品，消费者对其比较强的消费依赖性，对很多人来说，香烟可能是生活必需品。在这个基础上，提高消费税的效果，需要打上不小的折扣。另外，我国的烟草事业发展很快，品种和档次足够丰富。如果消费者无力承受加价，他们也会转而选择更低价的烟。因而，价格杠杆撬动的最终也不过是市场格局，而非消费量。我国一直实行二级从价税，对高价烟实行高税率，但有证据证明高价烟的消费量下降了吗？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有消费者，就有生产者和市场管理者，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令人费解的是，与大多数国家将控烟的压力加在大烟草商等既得利益者不同，我国的控烟政策似乎一直紧盯着烟草的最大受害者——烟民不放。提高消费税有意无意地设定了一条底线:保证既得者利益不受损。控烟不成功另说，即便侥幸成功了，实质上也是以消费者多掏腰包换来的，烟草商倒多了个多纳税的美名，这显然是一种很离谱的责任错位。
与不靠谱的“提高烟草税”的一提再提相比，许多已成共识并且行之有效的控烟措施却一拖再拖，阻力重重。譬如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烟草软广告，电影电视禁止出现吸烟镜头，以及烟盒上加印警示语和警示图片。原因何在？前者针对的是消费者，而后者则是政府，烟草公司的责任。巧合的是，这些利益既得者恰恰又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烟草业政企合一，国家烟草专卖局与中国烟草总公司虽两块牌子，实则一套人马。再考虑到一些烟草大省烟草贡献的超过50%的GDP，不难想象我国控烟不力的真正原因出在哪里。
美国无烟草青少年运动法律部主任帕翠莎·兰伯特用了一句经典的比喻:这就好像让狐狸坐在鸡笼里，讨论如何保护小鸡——不触及既得者利益，控烟也就只能纸上谈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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