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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之女
在孩子们的眼里，延安是什么颜色呢？本书以1937-1947年这段时间红色延安为历史大背景，以那时在延安生活学习的8位中共领袖及领导干部子女为主线(中共中央书记之一任弼时、陕北红军创始人谢子长、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八路军前方总部秘书长张友清、八路军副参谋长王世英、延安中央党校教务长刘芝明、陕甘宁边区组织部部长李景波、延安中央医院大夫金茂岳等)，通过口述者的亲历，透过孩子的眼睛，展现他们父辈的风采。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为了给延安保育小学校长郭青老师祝贺百岁诞辰写一篇文章，项苏云邀集了她的保小同学和我们一起见面，至此便和她相识。项苏云说，当年延安保小就像个大家庭，郭老师就是我们的“家长”。尽管她现已年过古稀，双眼视力几乎为零，但她的热情和号召力，仍使她成为那一群延安子弟的核心人物。她说，在延安度过的少年与青春，早已植根于我的血液中，老师和同学之间那份深厚的感情，更似父母和兄弟姐妹。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郭青老师秘密护送我到延安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1931年，我在上海出生时，父亲已经到苏区去了。我两岁的时候，母亲看我能离身了，就也去了苏区，和父亲一道投入了革命工作。于是就把我托入了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海英租界办的孤儿院——上海劳工幼儿院。后来，孤儿院关闭了。陶行知先生只好把我转移到了他在江苏淮安创办的新安小学寄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陶行知先生把我交给新安小学的郭青老师时，没敢告诉他我是谁的孩子，只说要好好养着。当时我还没有名字，陶先生就给我取名苏云，说我是在江苏天空中飘来飘去的一朵云彩。那个时候，我被改姓张，叫张苏云。因为姓项这个姓的人很少，而项英又是共产党的知名领导人。我是直到皖南事变之后，才改叫项苏云的。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1938年初，日本侵略军大举南进，江苏即将沦陷时，新安小学的校长汪达之告诉郭青，要他带上我奔赴西安。郭青老师带着我，搭货车走了一段，然后再换乘驶往西安的列车，继续西行。我记得，车过陕西潼关的夜间，突然遭到了驻风陵渡的日军炮击，车上的灯顿时全部熄灭，所有乘客都屏住呼吸，不敢发出任何响动。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到了人地生疏的西安，郭青老师不知投奔何处，我们苦等了多日，他身边的盘缠也所剩无几。就在这时，汪达之校长的信终于寄来了。 他在这封信中，才向郭青老师说明了我的真实身份，并要他带着我去找在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说只要到了那儿，就有办法了。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于是，他带着我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后来，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伯伯正好来西安办事处，他与我父亲很熟悉，就亲自给我父亲项英发了一封电报，问明了项英确实有我这么个女儿。至此，组织上才正式批准，由郭青老师带着我奔赴延安。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1938年4月，初春的西北高原仍充满寒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当时年仅7岁的我，由郭青老师带着，乘坐一辆从西安开出的卡车，一路烟尘地颠簸着向延安驶去。当时和我同乘一辆卡车的，还有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的女儿刘力珍，萧劲光的儿子，中共华北局情报部长王世英夫妇和他们的孩子王敏清。另还有中共高层领导高岗的儿子、张国焘的儿子，他们原本是准备去苏联的，但由于国民党方面的阻挠没能成行，也就只好又返回延安了。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我们一路走了5天，并不感到寂寞。王敏清的父亲王世英，老是给我们小孩讲故事、变戏法，逗得大家哈哈乐。他变出了鸡蛋，几个孩子们都争着去抢，我胆子小，没去抢，王叔叔却把一个鸡蛋给了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到了延安后，几经周折，郭老师进了延安抗大学习受训，我则被送进了鲁迅小学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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