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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过去几周,整个西方都对中国的抗震救灾惊叹不已。西方对华印象究竟变了什么?什么没变?西方是怎样看中国的民间力量和重建工作的?本报邀请了美国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裴敏欣、《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丁刚、联合国专家顾问马千里(Jean Marie Cishahayo)、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克朗凯特新闻与传播学院吴旭博士等四位专家进行探讨。 tujian.org
对华印象改变了多少？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马千里:我1987年就来中国了。20多年来，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紧急的情况。从全国关注和影响程度看，这次抗震救灾可以算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国家整体行动。世界很少有一个国家最高领导层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出现在灾区，他们都会等下面处理好了后再过去。毕竟，地震之类的灾害刚结束时，灾区还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中国领导人却能始终和老百姓在一起，加上中国军队的表现，是胜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换成非洲一些国家，只能干等着国际救援，但中国却在自救，而且成绩显著。对中国救灾，我周边的外国朋友没有一个说负面的看法。他们只是担心重建过程中老百姓的生活。当然，在救援过程中，国际社会曾有过不满意之处，认为中国允许他们进入救援的时间太慢。我可以理解，这是中国考虑到国际友人的安全。未来只要完善应急机制，规定什么样的情况、多长时间，以及国际救援可以到什么地方，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在我来说，最有争议的还是中国企业和个人的社会责任问题。一些中国企业的和个人的捐款受人争议，这本身就说明“社会责任”问题在整个中国并没有形成共识。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吴旭:汶川地震后，龙门山断裂带被抬升了4米，四川盆地下降了4米，这种地理学概念上的地层位置错移现象，同样可以用来形容所有国家和媒体对中国重新认识的程度，主要表现在: 否定中国的声音减少了，肯定中国的报道在质和量上都有大幅提高。这是因为今年中国发生的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地震和奥运，以大悲大喜的形式，极度地冲击着世界上所有人的心理底线，并用显性、急迫的方式激化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心态调整。这种调整是全方位、多层面的，并将持续震荡一段时间，不仅各国政府在调整对中国的认知和定位，各国的意见领袖、专家学者、普通民众，包括外国驻华企业，都在重新审视中国，也同时审视自己的中国观。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但是，现在需要注意的是，从公共关系学上看，应对危机通常分为预见规避期、危险控制期、紧急应对期和调整修复期四个阶段。我们当前已经进入调整修复期，许多前期隐藏的、没时间也没心情顾及的问题，都会显现出来。一般而言，一场大灾的5到6周后，受灾者在初遇家破人亡时所表现出来的那股坚强感或麻木感会逐渐弱化，而有关媒体基于同情、道义基础上的“礼貌性善意期”也会慢慢结束。这时候，一些关于灾后安置、保险理赔、捐款处理、责任调查和疫病控制等问题，极易被某些西方媒体刻意炒作，从而对中国的国家形象造成新一轮的伤害。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裴敏欣:要让西方重新认识中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转变。汶川地震后，西方主流舆论给予中国正面评价，尽管现在看来还很难说这种正面评价会持续多久。但是，几个西方世界基本的看法已经被扭转了:一是中国政府是可信的、透明的，有很强的动员能力和领导能力，也是值得敬仰的和受中国人爱戴的。二是整个中国社会是能够被动员起来的。第三，中国媒体此次给予了全力报道，而且公开透明。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国内有人说西方认识中国进入一个拐点，这种看法只能是值得期待的，但并不一定确切。一方面，西方还是认为，这次中国媒体的开放是偶发性的，是否会持续，西方还在质疑。二是，虽然这次中国公民社会显现了民间的自发力量，但是，在西方看来，这个公民社会的发展也还不确定。所以还需要时间，才能改变西方对中国发展基本的、传统的思维定势。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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