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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让国内的CDM项目面临着双重风险。一方面，海外的碳交易买家大多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履约能力骤降；另一方面，国内CDM项目业主，特别是中小化工企业业主，融资问题雪上加霜。就在业界为CDM项目忧心忡忡时，国内有关建立碳交易所的讨论又在升温。那么，碳交易所真能成为CDM项目在金融危机中的避难所吗？
违约风险陡然增加
2008年9月15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这个在美国金融界已经矗立了158年的证券巨头突然破产，不仅在金融界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也让中国从事CDM项目的人们紧张了起来。雷曼兄弟公司曾经通过中介机构从山西购买了两个项目的减排量，可是现在破产了，它们买下的减排量怎么办？卖方和中介机构都有些提心吊胆。非常幸运的是，这件事的结果还算圆满。一方面，雷曼兄弟公司在破产前，已经支付了第一笔购碳资金，并且很快转到了卖方业主的账上，这个结局确实让卖方和中介机构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当初在与雷曼兄弟公司签订协议时，已经把这种风险写进了协议，所以该公司破产了，这两个项目的减排量也不会“死”在其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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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并不是所有的CDM项目都这么幸运。行业信息显示，碳交易价格中的CER（核证减排量）价格从2007年26欧元/吨的高点下跌至目前的10欧元左右，全球碳交易量也出现大幅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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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碳排放大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CDM项目，因此当海外的CDM项目买方受到冲击，国内碳市场就面临着重重的违约风险。据统计，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之前在CDM项目领域管理的碳资产总量达到1500万吨，其中约有2/3来自中国。就在2008年7月份，雷曼公司还与国电集团签署了泰州2台100万千瓦燃煤机组、北仑2台100万千瓦燃煤机组两个超超临界机组发电减排项目。美国国际集团、高盛国际、美林银行、摩根斯坦利、盖茨基金等投资公司在中国都参与了CDM发电项目。随着这些公司的命运在金融危机中的飘摇不定，许多CDM项目出现了不确定性。此外，CDM价格的大幅下降还带来了已经签约的项目出现违约现象，所有这些因素加剧了国内碳市场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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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对方违约而导致损失一般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由于我国很多化工企业在CDM项目购碳协议前期谈判中经常只关注价格，不重视购碳协议中的其他条款，多数购碳协议中对有关买家违约条款没有明确约定；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购碳协议版本都是买家提供的，协议条款很不公平，对国内企业的义务界定很多，但对权利却提及很少，因此，协议条款对国内企业不利。一旦发生争议、价格下滑或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意外，国内企业就无法通过法律手段获得相应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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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已经申请CDM项目的不少是资金实力不算很强的地方化工企业。他们最初提交碳减排交易申请，一个重要的动机在于借此解决一部分资金问题。一旦签下的碳交易信用额度不能兑现，项目投资缺口就呈现出来。而且，CDM项目都是具有额外性的项目，我国企业的这些项目财务状况很差，内部收益率很低，没有CDM碳收益资金的支持，项目收益率都无法达到行业标准。所以，一旦CDM项目由于毁约无法按期获得收益，企业预期利润就会降低甚至出现亏损。
中小企业融资更难
据了解，为了达到双赢的目标，京都议定书要求CDM项目必须满足诸多条件。其中最关键的一个条件就是项目要具有额外性。额外性包括投资障碍、技术障碍和其他可能的障碍。其中投资障碍是指没有CDM资金的支持项目就无法进行。发展中国家往往由于缺乏资金而不能顾及碳减排，这种额外性要求可以确保CDM全球环境效益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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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申请CDM的项目基本都是存在资金障碍的项目。这些项目在投资决策时多数都是将CDM碳减排收益作为预期利润的一部分来计算的。有了CDM碳减排收益，项目才获得批准，才能得到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融资贷款。然而，金融危机的突然造访让金融机构的行为更加谨慎，即使有“预期利润”，也难以取得银行的信任，再加上CDM项目周期比较长，风险难以预期，因此，即使这些项目的投资收益可能高于传统项目，银行仍然不愿意进行大规模的长期投资，这类项目的融资也因此无法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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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在新能源领域表现得更加突出。目前中国企业的现状是，传统能源领域多为大型国企。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领域则集合了众多民营中小企业。受新技术性能不确定和低市场份额预期的影响，新能源企业即使争取到了CDM项目，也难以吸引足够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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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宁夏CDM环保服务中心主任张吉生表示，中小业主进行CDM项目开发大部分是依靠银行贷款，但银行所设置的门槛较高，要求项目盈利率要达到8%，实际上绝大部分CDM项目盈利率难以超过8%。现在是大力发展CDM项目的较好时机。银行需要认识到项目风险是可控的，贷款评估制度也要和碳交易制度衔接。
交易所带来解困希望
在探索全球碳交易方面，欧盟无疑发挥着主导作用。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欧洲气候交易所、北方电力交易所、未来电力交易所、欧洲能源交易所等纷纷参与碳交易，交易量和交易额均居全球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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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交易所与股票、证券和期货交易所的功能基本相同，只不过交易的对象变成了污染物减排项目，也即业界所指的排污权交易。碳交易所为排污权交易提供了透明、规范的市场平台，其功能也无外乎是拓宽融资渠道、规范交易秩序、防范交易风险以及预测和形成交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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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碳交易所只处于试点阶段。事实上，江苏省从2003年起就在省级层面上就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理论完成了大量基础性研究和制度建设。2007年底，浙江省嘉兴市挂牌成立了国内首家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对大气与水污染物排污权交易进行尝试。2008年8月14日，财政部、环保部和江苏省政府在无锡举行启动仪式，太湖流域在全国率先启动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排污权交易政策第一次获得法律地位，真正作为一项“合法政策”开展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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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同一时间，类似的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和北京环境交易所也先后挂牌。2008年底，天津市滨海新区申请建立排放权交易所建设方案通过审批。另外，许多省市都纷纷提出要建立环境交易所，排污权交易的话题炙手可热。截至目前，湖北、黑龙江等12个省市都纷纷提出要建立环境产权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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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建立中国的碳交易所，也有一些谨慎的观点。深圳市政协委员何杰认为，碳交易所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做起来的。北京的环境交易所也只是项目的交易，并没有涉及排放权的交易，意义不大，其他省市也只是在做一些尝试。还有国家相关部委的人士指出，在法理层面上，如《京都议定书》，中国目前没有减排二氧化碳的国际义务，因此碳交易进程应与国家的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保持一致，中国目前很难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碳交易所。而且成立交易所，意味着中国企业也有减排义务。影响很大，所以目前碳交易还停留在企业之间，或者是企业与基金机构之间。同时交易所的成立还需要国家在政策、技术、制度等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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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江苏省环保厅环境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毕军认为，不是所有的地区都适合开展排污权交易。排污权交易对管理能力、基础设施这软、硬件两方面都有很高要求。对于管理能力不足，政策执行力较低的地区，不适合开展排污权交易，否则将因为效率与公平问题引发排污企业的抵触心理，使政策收不到预期的效果。对于自动监测系统不够完善，环境监测硬件水平不足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也不该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否则将无形中迫使企业选择偷排这一行为以逃避加重了的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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