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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旋龙：儒商走江湖 不经意踏上的IT之路 |
2009-05-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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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1-28 11:04:00 文/凌曼文 出处：中国计算机报 他是一个商人，又不像一个商人。
张旋龙，位列胡润IT富豪排行榜第29位，年近天命之年，仍胸怀梦想，踌躇满志。
他是一个商人。
他行走于政府官员、三院院士、研发天才、海归派经理人之间，游刃有余；他进入中关村十余年，却只谈合作，不做企业；他逢官说官话，逢商说商话，目的只有一个，吸引你，让你信任他和他的产品。
他又不像一个商人。
他手中的核心产品被许多买家看好，可以赚上亿美元，“按照商业价值判断肯定该卖”，但他还是把产品揣在怀里。
金山：不经意踏上的IT路
IT行业开始兴盛的时候，也是张旋龙在香港最神气的时候。
那时，香港名列前十位的大富豪几乎都给张旋龙打电话，请他吃饭，坐游艇。张旋龙说：“你们干嘛？我没觉得我对IT 有很深的见识啊。”张旋龙越这么说，找他的人越多，人们不相信一个和方正、四通、联想、金山都有着密切关系的人会不了解IT 。
“香港很多记者采访我时都说，你怎么眼光这么好，那么早就知道搞IT。其实我那时候是要解决温饱问题。”张旋龙微笑着回忆。
1972年高中毕业的张旋龙，“误人子弟”教了六年书——毕竟没有读过大学，而是高中毕业教高中。1978年，初到香港的当天，张旋龙的大学梦想就被严峻的现实打破了。第二天，张旋龙开始找工作养活自己，先在亲戚的工厂做工，后改做导游。
张旋龙的父亲张铠卿，上海同济大学毕业，1972年去香港，养过金鱼、鳗鱼，卖过牛仔裤，但都不成功。1978年，随着张旋龙赴港，张铠卿的转折点来到了。那一年，他开始做芯片生意。芯片当时被巴黎统筹委员会严控，张铠卿偷偷带进国内的芯片最早卖给了株洲电子研究所，该研究所用这些芯片做成了CMC-80双板机。这款机器后来被写进六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号召全国科研单位向株洲电子研究所学习。
正是这份报告给张铠卿带来了机会。后来，张铠卿帮国防科工委带芯片，这些芯片被用在了潜艇、卫星等行业。这种生意越做越多，香港金山公司就在张铠卿所租的房子里诞生了。“金山”二字是从张铠卿的“铠”字拆出来的。
1981年，张旋龙放弃一个月近1万元的导游工作，帮父亲打理金山公司。除去芯片，金山还做显示器、苹果电脑的生意。
四通：带来转机的“修吧修吧”
1984年11月，身为香港金山公司老板的张旋龙，一脚踏进中关村做生意的时候，中关村只有一条泥路，几栋铁皮房子。张旋龙从中关村采集回香港的信息是国内计算机太贵，市场还承担不起。于是在苹果PC上赚了几百万港币后，香港金山决定生产自己的Super PC，低价杀进中关村。
刚刚创立6个月的四通公司让张旋龙看见了不一样的“生意人”。张旋龙当时主要和部委做生意，有株洲电子研究所写进政府工作报告的招牌，张旋龙在各部委如鱼得水，他主要帮部委和科研院所做进出口贸易。而一和四通人接触，发现就是不一样：张旋龙卖给四通的机器，四通会将机器拆散了，看看哪张卡是真的，哪张卡是假的，以及硬盘是什么牌子。张旋龙过去将机器卖给国家单位，卖过去就收钱，哪有人看这些。这样，张旋龙和四通越走越近，到1987年，张旋龙和四通合资成立天津四通，张旋龙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张旋龙的Super PC的价格只是IBM PC的三分之一，长城0520的二分之一，一台IBM PC/ XT 要卖到三万多元，而Super PC只卖一万多元，因此，Super PC经常脱销。但当Super PC做到一定程度，张旋龙却果断地停止了Super PC的生 产。
停掉Super PC，是因为建行(中国建设银行)朋友的一句话。当时张旋龙用Super PC打下了很多建行的单子。一天，建行电脑处的处长对张旋龙说：“每次投标都是你中，但是你的Super PC简直就是‘修吧修吧’机，整天坏。”张旋龙暗自思量：“这帮兄弟这么帮我，我老是坏可不行啊。”张旋龙在一个星期内决定不做Super PC了，那个时候他已经在和李汉生代表的HP拼单。拼单中，他清楚，组装的Super PC和西方流水线生产、全世界销售的模式没法比。很多人认为，张旋龙没有坚持将Super PC做成联想可惜了，张旋龙却认为，“拖下去就惨了。”张旋龙知道，他不是做生产的人，他只是做生意的人，他要见好就收。
停掉Super PC，张旋龙新的转机来了。在和四通推Super机的时候，张旋龙认识了四通员工求伯君。张旋龙在深圳蔡屋围酒店为求伯君定下了501房间，让求伯君在那里开发汉卡。此时的所谓投资，就是养着求伯君开发。张旋龙劝求伯君劳逸结合，但是他不听，肝炎复发三次，每次住院一个月到两个月，第二次肝炎复发正是软件开发最紧要的关头，求伯君就把电脑搬到病房继续写。
公司上下只有张旋龙敢和求伯君住同一个房间，张旋龙永远记住了求伯君的一句话，“老板，我真的无所谓，我只要活到30岁的时候就够了。”
而同样在求伯君领导开发下的WPS(文字处理系统)也成为民族软件产业的代表，“很多国际性大公司要买WPS，但是我们不卖，如果卖了，会被人骂叛国的。”沉吟片刻，张旋龙说，“从商业价值判断，当然应该卖，但是有时候不能光想着挣钱。”
方正：九年换来的一鞠躬
在张旋龙的记忆中，方正的海外市场并非一帆风顺。
“在日本市场，我们的历史经验是非常惨的，主要是我们自身的原因。第一，我们对日本软件了解不够透彻。日本方正成立九年来，我从来都是给人家赔礼道歉。”
就是在这个赔礼道歉九年的日本市场，最近出现了新的迹象。“我们给日本的《体育报》做了出版系统后，社长亲自给我鞠躬，我真的非常自豪。他还私人掏钱奖给我们的员工，请我吃饭，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
与香港《明报》的合作，则让张旋龙又结识了一个好朋友，金庸。“《明报》的项目最开始测试时，我们比竞争对手慢了很久，后来王选老师还生病，但是我们最终做出来了。你看，做了生意我和金庸还成了好朋友，他还帮我女儿取名字，叫张双成。”张旋龙为方正的员工搞到了四十多本金庸签名的书，其中送给求伯君的那本，金庸还提了字，但被粗心的求伯君搞丢了，求伯君为此懊恼不已。
就是在这样的风风雨雨之间，方正海外市场日益茁壮。现在，有华人居住的地方，就有方正的中文出版系统。到今年为止，方正控股已在美国、加拿大、日本、马来西亚等7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根据地，组成北大方正的海外舰队。北大方正集团领导曾这样说：“方正能拥有这么多海外市场，除了王选领导的创新技术之外，张旋龙也是第一功臣。”
有人问张旋龙：“王选挺看不起商人的，不知道为什么你和他关系那么好？”张旋龙的体会是，“王选会的，我都不会；王选不会的，我都会。”
张旋龙很自豪他赶在互联网泡沫破碎之前，让方正仅花2000多万元就在香港买下了一个控股的主板上市公司，并拥有了3亿港币现金作为方正发展互联网的后盾。
谈起50岁的梦想，张旋龙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再找出更优秀的人。“我们还想在日本继续开拓市场，因为日本的市场比中国的还大十倍。这是我跟王选老师十几年来的梦想。我们更大的梦想是打入英文市场，这就是我50岁的梦想，不过实现梦想的不一定是我，可能是我下面年轻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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