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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岁的崔之元，头发花白，他说“这都是胡思乱想的结果”。
这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思维活跃，国内外经济学理论信手拈来。他的演讲也充满激情，一位听众曾这样描绘：他站在台上，兴奋时一手插在裤兜里，一手捂在胸前，也许是思维太快，快到有时找不到合适的词语表达，给人留下有些结巴的印象。
与崔之元交谈，也容易遇到一些“困扰”，因为他常常会“蹦出”一些英文。如果清楚他的学术背景，交谈者就不会感到奇怪。1995年，崔之元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也曾在德国柏林高等研究中心、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从事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兴趣主要在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领域，著有《看不见的手的范式的悖论》、《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等专著。
近来他受到各界关注，则源于提出并解释了“重庆经验”概念。
去年11月中旬，来渝参加中国经济学第八届年会的崔之元，开始与重庆市相关领导接触。他惊讶于重庆经济快速增长，进而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随后多次到重庆调研。最近，他专门著文解读重庆的经济发展，概括为“重庆经验：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国有新论”：政府通过国有形式，实现国有资产盈利，以国有资产的盈利丰盈政府收入，由此拥有更大的空间和能力降低对非公企业的税收，促进非公经济发展。
在崔之元眼中，“重庆经验”有着怎样的内涵，是否具有普适意义，对重庆未来发展又将发挥何种作用？日前，本报记者专访崔之元，以期回答这些疑问。
从国资入手解析重庆经济
“国资增值”并不一定会挤压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国有资产增值带来更多的经营性收益上缴，使政府有能力减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其结果是“藏富于民”。
重庆日报：随着重庆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去年以来的逆势上扬，经济学者日益关注重庆。而您选择从国资角度入手解读重庆发展，为什么会做这种选择？
崔之元：重庆直辖后，国有经济发展势头强劲。2002年，重庆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总量为1700亿元，到2008年6月底已经达到7000亿元，6年时间翻了两番，任何严肃的经济学者都会加以关注。更有意思的是，在“国资增值”的同时，重庆民营经济也在快速发展。到2006年，重庆民营经济增加值已占全市GDP的五成，可谓占据了“半壁河山”。
在一些经济学者看来，国有经济发展带有一定的“垄断”性质，“国资增值”，国企扩张，将挤压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造成所谓的“国进民退”。有意思的是，这种情况在重庆并未发生，而是我所概括的那样“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这种现象很独特，我将其总结为“重庆经验”。
重庆日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崔之元：这种现象并不奇怪。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德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即“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对税收和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整体经济效率”。
具体来说，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就只能依赖税收和国债。但税率过高会降低个人和企业的工作与创新的积极性，国债过高又容易提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增加，则能有效避免上述情况的发展。
当然，米德的理论，是就一个国家来说的，但对于地方政府同样适用。
“重庆经验”中“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的机理，恰好是通过国有资本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和带动，实现国有资产增值，从而产生更多的经营性收益上缴，使政府有能力减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重庆日报：能否具体解释一下？
崔之元：重庆国有资产实力增强，政府财政支付能力随之提高，就可以推行减税措施。比如，当全国多数城市购房契税为3%至5%时，重庆一直保持在1.5%；再比如，重庆一直执行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即15%的企业所得税率，这些都或多或少与国资实力增强有关，有利于“藏富于民”。
“重庆经验”包括“三大法宝”
“五大注资”、“三不”政策、“三大平衡”是“重庆经验”的“三大法宝”。
重庆日报：从您刚才的谈话中，能否得出这样的推论：“重庆经验”的一个重要基点是做强国有经济？那么，重庆又是如何做强国有经济的呢？
崔之元：确实，实现“国资增值”对“藏富于民”具有重要意义。而如何实现“国资增值”是“重庆经验”的核心。
在这方面，重庆有3种具体做法：一是对市属国有投资集团进行“五大注资”，即国债注资、土地储备收益注资、存量资产注资、规费注资、税收返还注资，从而增加国有企业的净资本金，加大它们的融资能力；二是实行市财政局对国有投资集团的融资活动不担保，各大投资集团之间也互不担保，集团内规费资金专款专用、不交叉混用的“三不”政策；三是投资集团资产负债、现金流、投入与资金来源实现“三大平衡”。
我认为，上述三种做法可以称作“重庆经验”的“三大法宝”。其中，“五大注资”体现了国有资本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力和带动力，“三不”政策和“三大平衡”有效地控制了国有资本的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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