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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至此，国家层面酝酿两年之久的问责制度终于出台。昨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行政首长问责制最早在我市开始实施，中央正式公布的《暂行规定》，虽然适用范围扩大到党委领导干部，但很大程度地吸收了重庆的经验。
重庆创新为国家制度“探路”
早在2004年，我市就出台了《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在全国尚属首创。在该办法实施两年后，2006年12月，我市迎来了国务院考察组，重点听取了我市开展行政首长问责制工作的情况汇报。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的华建敏充分肯定了重庆的探索，他指出，在实践中，实行行政问责制已十分紧迫和必要。近年来，各类安全事故不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有关规章制度严不起来、落实不下去，而要解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实行问责制是一个很好的抓手。在汇报会上，调研组透露，重庆的先行探索，将为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奠定基础。
自重庆的问责制度后，海南、浙江、深圳、河北、广西、甘肃等省区市，纷纷出台官员问责制度。“多数省区市出台的问责制度，在问责情形和问责方式上，基本都借鉴了重庆的暂行办法。”市政府法制办相关人士说。至2007年底，全国已有十多个省区市出台并全面启动行政问责制相关办法，为在国家层面制定官员问责制度进行了大范围的有效探索。
此次出台的《暂行规定》，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决策严重失误、因失职至特大事故、管理监督不力、引发群众性事件、处置群众性突发性事件失当、用人失察失误、其他失职行为等七种情形将被问责。对照我市《暂行办法》可以看到，由于不具备任免干部的权力，行政首长不需对用人失察失误负责外，其他六项问责情形，皆能与中央《暂行规定》对应，“这说明重庆的先行探索，为国家制度的形成总结了经验。”市政府法制办相关人士说。
问责范围扩大到党委领导干部
以前各地出台的问责制，主要是对行政首长的行政问责，对党委领导干部进行问责并不多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说，这可以视为问责制的分界点。“国家囊括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规定出台，将使整个问责制度更加完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此前行政问责往往不会涉及党委的领导干部，而在具体实践中，党委的决策、党委的领导人往往是最重要的，但问责时却被排除在外，使得问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公平性。
对于《暂行规定》列出的七种问责情形，汪玉凯认为，在一些重点领域进行问责，比如决策失误、用人腐败、重大事件处置失误等，更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借助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一体化，采取不仅追究行政责任，也要追究党纪责任的做法，更能提振公众信心。
同时，《暂行规定》明确了问责启动程序，有利于改变当前问责制存在的弊端。此前，司法部副研究员陈雄飞曾表示，由于没有明确的问责启动程序，问责机制如何启动往往取决于领导意志，没有规范可供遵守，由此导致问责存在随意性。他说，从目前的制度设计和各地行政问责的实践经验看，《暂行规定》的出台，不仅有利于避免行政权力在国家政治制度体系中异化，确保党委政府的政治责任，也有利于避免政府职能的官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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