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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单列后，重庆开放意识更强了。 对重庆的发展中央一直很关注，图为邓小平、薄一波等视察重庆企业。 薄一波与重庆的建设者在一起。 1983年，经中央批准，重庆成为独立对外的内河通商口岸，直接对外贸易。 时任市委书记的王谦作改革动员报告。 计划单列后，大田湾体育馆举办第一次劳务招工活动。
中新重庆网5月12日电 据重庆晚报报道1983年2月8日，中央以7号文件批准《关于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报告》，我市在全国大城市率先拉开城市综合改革的序幕，主要内容包括：重庆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享有省级经济管理权限；除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骨干企业外，中央在渝企业、省属在渝企业、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全部下放市管；将永川专区划入重庆等。 就普通市民而言，他们将这次改革简称为“计划单列”。那么，计划单列为何首选重庆？它在全国30年改革发展史上有何意义？它从哪些方面改变了重庆？事实上，1954年和1964年，中央曾两次对重庆实行计划单列，1983年的“单列”属第三次。今天，重温25年前我市在改革初期勇于探索的精神，对当前正在进行的“解放思想，扩大开放”的大讨论，无疑大有裨益。
春风已经撞门 多数市民浑然不觉 1983年的春天，普通市民都在干些啥？ 赵晓东，时年32岁，任市糖果糕点公司副总经理。那年春天，“我带着一箱五粮液，坐火车到成都的省公司走关系。”省公司即四川省糖果糕点总公司，“它管我们的计划，譬如到内江糖厂进白糖500吨，就得由它下计划，否则糖厂理都不理你。”赵一上火车，周围乘客就问，你带的啥子酒哟，这样香？“当时五粮液确实香，瓶子是尖笃笃的，一瓶五块三，可再香我也不敢喝，那可是孝敬大爷的！”非但赵晓东，其时，重庆商贸系统的36个批发站(公司)，上面大都有省公司管着，“无论五交化还是针纺百，都得由上头下计划。”
李永琦，时年30岁，任九龙坡糖果厂车间主任，那年春天他到川内各地跑市场，“我发现一个有趣现象：重庆虽然很大，但行政上只是省辖的地级市，与自贡、南充没区别，不信你看汽车牌照就知道，成都是川A、重庆是川B、自贡是川C……”
任力，时年30岁，那年春天他婉谢了四川省团委的调动，决意留在重庆商业系统，“在重庆生活惯了，有感情，故土难离啊！” 杨政，时年22岁，从四川美院进修后，由重庆织造厂调红岩少年报任美编，“当时少年报设在市少年宫一间小屋里，刚结束油印史，改铅印，虽说它是除重庆日报、广播电视报之外公开发行的第三张报纸，但发行量少得可怜。” 艾新全，时年24岁，刚从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重庆市委宣传部，这年春天正面临新的选择，“要么留宣传部，要么去党史办。我选择了后者，因为与自己的专业有关。” 王承柯，时年29岁，任职重庆针织站副总经理。此前他是重庆驻上海的“花纱布代表”，换言之，全市妇女穿什么花色品种，“全由我这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定夺，我有什么眼光，重庆妇女就穿什么衣服”。1983年春天布票取消了，长期依赖于计划垄断市场的针织站，陷入窘境。 一切周而复始，亘古未变；但一切又正处在激变的前夜，因为春风已经撞门，只是大多数市民仍浑然不觉。 小平委婉批评 重庆高层压力巨大 与普通市民不同，此时的市委、市政府，正面临巨大历力。 “压力来自时任中央领导、特别是小平同志对重庆的期待。”党史专家艾新全自1980年初就开始研究我市改革发展史，对重庆在巨痛中的挣扎了如指掌：1983年1月10日，我市正式提交《关于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报告》，“报告虽经省里通过了，但中央批不批呢？” 时任市委书记的王谦，常务副书记廖伯康，市长于汉卿，分管工业的副市长马力和分管计划的副市长刘隆华等市领导，都在焦急中等待。廖伯康当时刚从中科院成都分院调渝，作为“老重庆”，他对全市现状很着急，以至有一次水电部长钱正英来重庆，廖拦住她要电，钱说没电，“那可不行，你不给电就走不脱，我是峨眉山的猴子，要翻包包的！”虽说是玩笑话，但急切之情溢于言表。 市领导之所以焦急，还在于1980年7月，邓小平从朝天门登船考察三峡前，对送行的市领导说，“这是我第三次在朝天门坐船了，几十年来，这里的面貌没啥大变化哟！”邓小平第一次离开朝天门，是1919年秋天赴法留学，第二次是1952年8月调中央任职。 “小平同志委婉的批评，让送行的市领导坐不住了。事实上，小平同志对重庆的历史地位和经济影响，一直非常重视。”市委办公厅离休干部陶维全告诉记者，“1954年7月重庆划归四川后，邓小平就告诉当时的四川省最高领导李井泉：全年应有1/3的时间到重庆工作。”为什么？因为重庆工业发达，经济总量和财力占了全川一半，“必须高度重视重庆！”但自1958年后，特别是十年“文革”期间，重庆发展停滞了，到1980年，成渝经济实力已基本相当。 重庆的减速，中央看到了，邓小平看得更清楚，“因此小平同志多次提出：四川面积太大了，重庆的经济实力没能得到充分体现，应考虑如何让重庆发挥更大作用！” 突破口在哪里呢？ 两位专家建议 改革试点重庆开始 在我市高层决策“单列”之前，已有两位经济学家从理论上为重庆作出了特殊贡献，其一是中国社科院工业研究所所长蒋一苇，其二是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林凌。 “当时农村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城市该怎么改？”艾新全认为，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更艰巨、困难更多、矛盾更大。因此在国家体改委支持下，1982年3月，蒋、林带领数十名专家，就国企如何扩权、放权进驻首钢调研，40天后写出报告上交国务院。这份报告还附带提出一条建议，即请求在重庆进行城市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总理的赵紫阳在审阅后批示：“在重庆搞综合试点，原则同意。请体改委议一下。” “调查首钢，怎么会提到重庆呢？蒋、林在调查中发现，仅就企业谈改革往往行不通，因为我国大部分企业都集中在中心城市，企业扩权放权等，必须有中心城市的政府进行配套改革才行。同时，在传统体制中，一个中心城市的企业又分别隶属中央各部、省各厅、市各局和区各局，如不进行城市综合改革，单纯的企业改革是推不动的。”将重庆作为试点，是一次重大探索。 蒋、林带着中央批示，1982年4月赶到重庆，进行了长达7个月的调研。当时，与重庆地位不相上下、甚至超过重庆的城市不下七个，包括上海、天津、沈阳、武汉、广州、南京、西安，但中央为何将“单列”首选重庆？ 七大城市之争 重庆凸现五大优势 事实是，当时全国七大城市都在竞争“单列”，蒋一苇和林凌率领的庞大工作组除重庆外，“还在全国七大城市同时展开调研。”从更高层面看，自1981年10月起，国家先后选择湖北沙市和江苏常州进行城市综合改革的试点，“尽管试点取得的了一定经验，但这两个城市毕竟规模太小，经济关系简单，而诸如中央与地方、条条与块块、军转民、市带县等重大课题，均无法通过它们来试验。” 中央为何不选上海、广州或沈阳呢？ 艾新全分析，上海当时的经济总量占全国六分之一，试点风险太大，稍有闪失，后果难虞；广州虽得风气之先，商业发达，但工业基础薄弱；沈阳是老工业基地，但主要是重工业，且城市人口、规模都不够大，而重庆，又具有怎样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在蒋、林课题组于1982年11月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对此有精确概括： 第一，重庆历史上就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与西南各省和长江中上游地区有密切经济联系。解放后，重庆仍是西南政治、经济中心。 第二，重庆工业门类齐全，经过30多年的建设，已拥有固定资产(原值)70亿元，形成机械、冶金、化工、纺织为骨干、重轻工业相结合的工业体系。 第三，重庆是条条块块关系复杂的城市。据1981年统计，全市共有全民所有制企业737个，其中137家分属中央的22个部和省24个厅局，几十条渠道直接向企业下达计划，市里根本无权也无法作综合平衡，造成全市经济效益低下。 第四，重庆是我国生产常规武器的主要基地。国防厂子大，人才多，设备精良，技术先进，这本是优势，但国防工业的任务严重不足，设备大量闲置，实在可惜。 第五，重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改革最早，改革领域最为广泛，并且坚持最好的城市之一。重庆的经济生活一方面比较活跃，另一方面又与原有体制发生尖锐矛盾，迫切需要进一步改革。 因此，充分发挥重庆的经济和地理优势，打破现行行政区划，逐步形成以重庆为依托的工业、农业、交通、内外贸、科技、金融、军转民等综合发展的开放型经济区，对全国大城市的综合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在这一关键节点上，选择了重庆。 三方起了争议 薄一波一锤定音 1983年春节前，中央批准了“重庆方案”。“2月12日，即当年的大年三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改委常务副主任的薄一波，就在北京召开了各部委动员会。”据廖伯康回忆，“3月初，他即带领国务院26个部委、四川省29个部门会同重庆市各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200多人，在潘家坪宾馆开会，可见国家当时对这件事抓得很紧。” 会议持续一个多月，主要围绕重庆“单列”后的具体事宜进行反复磋商，“研讨的全是敏感问题，如中央和四川省在渝的137个企业，分属46个‘婆婆’，下放重庆后怎么管？”按中央要求，除铁路、长航、民航、邮电、石油、电力、煤炭、军工等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骨干企业外，其余全部下放。更要紧的是财税上缴，廖伯康说，上世纪50年代重庆交四川省每年3个亿，80年代交6个亿，而四川省交中央才5亿多一点，“换言之，四川省将重庆的钱交中央财政后，还有节余。”今后，这笔钱该怎么缴纳？ 据一位参加会议的老干部回忆，“当时中央部委、省、市三方争得不可开交，各方的手肘都往内拐，谁也不服谁。”最后，薄一波发话了，他严肃指出：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大家的眼睛不能只看到重庆，“不要因为重庆雾多就看不出去，要看到西南，更要看到全国。”并说，中央是着眼于进一步搞活和开发西南经济，着眼于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局，才决定在重庆试点的，“中央期望重庆走出一条依托大城市来组织和管理经济的新路子，同志们必须有大局眼光！” 薄一波一锤定音，争论才平息。从此，重庆按中央赋予的省级经济管理权限，翻开改革开放新的一页。 改革艰难渐进 重庆再度走向开放 任何改革都是艰难的。对高层的争论，多数市民浑然不觉，即使事隔25年后的今天，记者采访的众多对象，对当年“计划单列”的回忆，仍多为片断—— 赵晓东记得，自单列后，企业与省总公司的关系就渐渐淡了，“比方说进糖，不再需要省里下计划，我们可从云南、广西甚至到广东进货，质量和价格同样有保证。”李永琦印象最深的是，“计划单列之初进行公司改制调整时，马力和刘隆华副市长都到九龙坡区来作过动员，他们表情严峻，信心十足，给了我们很大鼓舞。”任力在商业战线工作近30年，参加了我市商贸改革的许多重大活动，现成为经济学者兼清华大学客座教授；杨政随红岩少年报一起成长，参与自办发行，曾将发行量提高到50万份；王承柯的针织公司经历了阵痛，现改制为华华实业公司；艾新全见证并记录下重庆改革开放的所有重大事件，成为独树一帜的专家…… 或许，大多市民的记忆都是零碎的，数据，则实实在在镌刻上历史的扉页： 重庆从1983年自营出口以来，到1990年，外贸进出口累计达22.5亿元。利用外资近6亿美元，兴办“三资”企业112亿家。地方财政收入由1983年的13亿元，提高到1990年的27.84亿元；从1983到1985年，重庆三年间向国家上缴利税25.64亿元，年均增长10.38%。 1984年10月1日，民生轮船公司成立，这是我国第一家大型民办集体航运企业。 1985年2月8日，庆铃汽车有限公司成立，这是重庆第一家中外合资工业企业。 1987年11月16日，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实行股份制的企业。 更重要的是观念变化，“计划单列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变化是观念上的。”廖伯康称，“从那时起，重庆再度从30多年的封闭中走向开放，再度睁开双眼看辽阔的世界！” 重庆前两次计划单列 第一次：1954年6月19日，中央作出《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将重庆等11个中央直辖市改为省辖市。7月1日，重庆并入四川建制，鉴于重庆经济、政治的特殊地位，国家对重庆实行计划单列体制，时间为1954到1958年。 第二次：1964年，中央为适应国民经济调整的需要，部署大三线建设，对重庆第二次实行国家计划单列体制，时间为1964到1967年。 第三次计划单列市情 1983年以前，重庆辖9区4县，总人口660万。单列后，永川专区并入，重庆辖9区12县，面积2.23万平方公里，占四川的4%；人口1394万(其中农业人口1076万人)，占四川的14%。计划单列7年后的1990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达207亿元，比1983年增长2倍；工业总产值(按1990年不变价)达325亿元，7年间年均增长10.4%；乡镇企业总产值由9.6亿元增加到96亿元，吸纳农村21%的劳动力；军转民成果显著，摩托车和微型汽车形成拳头产品，军工民品产值已占军工全部产值的80%；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28亿元增长到109亿元。7年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完成286亿元，超过了前30多年的总和。 其他城市的计划单列 自1983年重庆计划单列后，中央又先后对武汉、沈阳、大连、哈尔滨、广州、西安、青岛、宁波、厦门、深圳、南京、成都、长春等14个城市实行计划单列。1994年2月，中央编制委员会确定14个单列市及济南、杭州共16个城市的行政级别为副省级，其中重庆市于1997年升格为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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