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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股田实验被叫停后，刚刚尝到甜头的村民更关心的是他们是否有权“试”下去。 记者 张秀良 摄
一旦入股企业破产，土地可能用于偿还债务，农民马上面临失地风险，对维护拥有9亿人口的农村稳定不利———从各大媒体的报道来看，这是国内自发推出的股田试验被中央叫停的根本原因。此外，股田试验和《公司法》之间的冲突也在所难免。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公司股东不超过50人，而农地入股的公司股东大多超过百人。
按照中央的要求，重庆正在制订新的土地流转改革试点方案，对于试验期成立的股田公司，将对其进行专业合作社化整改。仅仅一年、曾经轰轰烈烈的股田试验便终于宣告“寿终正寝”。
而就在此当口，一则消息又让人关注：2008年8月，重庆14个股田公司之一的东江生猪养殖公司，今年以2700元/亩的标准给农民股东派发红利———该标准远远超出农民的种地收入。东江模式，会是中国第三次土地改革的模板吗？
这又引出一个新问题：依照《物权法》，农民的土地经营收益权属于法定权利，如果尝到甜头的农民希望股田公司继续下去，他们是否可坚持主张自己拥有与股田公司合作的权利？如果这一主张与现行政策相冲突，是否可以继续探索并为土地流转改革进一步积累经验？由东江公司的成功个案不难看出，股田试验并非全军覆没，那么，一并叫停是否因噎废食？重新解读东江模式，或能给改革者和政策制定者以更多的思考。
信报记者李建桥
农民股东的幸福
8月16日，按照2700元/亩的标准，涪陵区农民洪明慧从东江生猪养殖公司得到分红8553.6元。这个数字，是之前她所不能想象的。
2006年，洪明慧把全家3.168亩田地折价入股东江生猪养殖厂，成为该公司的股东之一。折价方式十分简单，即按照每亩耕地年产800斤稻谷，计算出24年的预期总收益作为投资参股养殖厂（当时第二轮土地承包期还剩24年）。
入股前，那部分田年产稻谷只有七八百斤，除去农药化肥等成本支出，每亩地仅能给洪明慧带来两三百元的收入。夫妻双双务农为生，家境窘迫。而连续两年获得土地分红之后，洪明慧夫妻俩均喜出望外。
洪明慧告诉记者，自己和丈夫既是生猪养殖厂的股东，也是职工。在养殖厂，她负责养殖场饲料入库等管理工作，月工资1000元，丈夫是饲养员，负责喂养250头猪。而由于岗位不同，她的工资比丈夫多200元。
“我和老公的工资收入每月1800元，一年下来就是2万多元，再加上分红8000多元，总收入将近3万元。这个数字是参股养殖厂前的10倍。”洪明慧说。
一个公司的探索
事实上，洪明慧只是众多因东江公司受益的农民股东之一。东江公司作为股田公司成功的典范，名声大噪，“东江模式”曾被广泛褒扬。
和洪明慧一起参与分红的农户共有200多户，给这些农户分红的老板叫余明。2006年，养猪行业倒挂现象严重，一头猪只能卖几百元，余明旗下以养猪为主的桂楼集团险些垮掉。余明说，“那个时候，流动资金紧张，没钱买饲料，如果把猪买掉就等于亏损几千万元。”
这时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分行的吴得利行长找到了正急于寻找贷款的余明，提出让农民用土地入股和他一起建设生猪养殖公司，也就是股田公司。并且提示余明，“如果能够组建股田公司，将会得到政府的政策倾斜，贷款自然也就不是什么难事。”
余明欣然答应，与国开行的行长推心置腹商讨股田公司的运作。余明回忆说，“吴像个农业专家，在农业产业化方面说得头头是道，股田公司是他想出来的。”
“养殖行业有自己的特点，种猪要成长到性成熟之后交配、生育，不是工人加班加点就能出产品见效益的。”最后双方商定，在公司获得贷款之后的第四年开始还贷款，第五年之前还清。
2006年，涪陵区东江生猪养殖公司在江东街道云盘村宣告成立。该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其中桂楼公司以现金出资70万元，占股70%；江东街道云盘村26户农民以23.235亩土地承包经营权按当地土地流转租赁市场价折价入股占28.5%股份，22户农户以现金入股1.5万元占1.5%的股份。
新成立的生猪养殖公司获得了国开行480万元的贷款，利率不到5%。
成为试点之后的好处远不只是贷款：三峡库区产业基金给出的贷款贴息70%~80%，市农综办还给桂楼公司争取到1000多万元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资金，还有生猪保险补贴。
余明告诉记者，农业综合项目资金是国家给的无偿使用资金，按照项目报批的约定，余明打算把国家的无偿资金的一部分用于增加农民的股权比例。
余明分析之后得知，股田公司是政府和银行支持农民的平台。“这笔贷款是支持农业的政策性贷款，而国开行害怕贷给单个农户有去无回，贷给农业公司则不能惠及广大农民，所以才设计出股田制，把公司和农民的利益捆绑到一起，共同分享有限的金融资源。”
企业农户的双赢
获得银行贷款后，余明建了很多猪场，并于2007年设立4个股田制生猪养殖公司。为了减轻自己的贷款压力，余明自动减少了贷款额度。4个新公司的贷款额度在250~300万元之间。他告诉记者，现在农业发展银行也表示对股田制度公司感兴趣，表示有合作意向。
其他企业都认为股田制要给农民分红，不如租赁农民的土地划算。但是，余明不这么认为，“如果不让农民拿地入股，政府能给政策支持吗？银行能给发放的款吗？再者，如果农民不加入这个产业链条，桂楼能做大吗？”余明反问。
据初步测算，今年5个公司实现可分配红利115.8万元，按照分配原则公司可分配81.6万元，农民土地入股可分配34.2万元，亩平2206元，加上800斤稻谷/亩（折算600元）的保底收入，实际农民以土地入股实现的现金收入高达2806元/亩。
据悉，桂楼公司下属的11个养殖场，共涉及入股农户199户，入股土地155亩。公司规划在今年内，将剩下的6个养殖场全部改制完成。届时，入股农户将达到300余户，入股土地500余亩。
涪陵区农业研究所所长周光凡说，农业企业应该与农户建立长效机制，不能停留在简单的买卖关系。但在现有的机制下，农民的田地不可能成为企业的第一车间。产量高了，企业压级压价，产量低了，农民待价而沽。
“为了形成利益共同体，企业应该根据自己的效益给农民分红。股田公司向这个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重庆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不适合机械化，农作物亩产也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左右。政府应该如何调动更多企业进行试点呢？
据了解，在2007年期间，涪陵区共争取到扶贫、农业开发等支农资金数量在1亿元以上。如用活可以调动很多资源。现在这部分资金大部分是无偿使用。而涪陵所有的股田公司都在无偿使用这部分支农资金。
现在通行的做法是，项目资金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30%，地方财政再配套一部分。但是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如项目资金使用监管不到位，项目资金用了关联公司的其他项目上；为了骗取资金，项目规模被虚报，产业基金浪费等。此外，地方政府财政也跟不上。
重庆试验区的突破
土地制度中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来一场口水战，即使已经给农民兑现丰厚红利的“东江模式”也未能幸免。学术界质疑股田公司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甚至有知名杂志报道，国家有关部门有意思叫停土地入股的试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的观点在反对者中最具代表性，称股田公司一旦破产，就会造成大量农民失地，影响社会安定。
但是，重庆市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刘启明称未接到停止试点的通知，并指出该文章观点无一署名，权威性有待推敲。
其实，在获批“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综合试验区”后，重庆迅速推出了试点土地改革的政策措施。于去年7月1日，在重庆市工商局推出的《服务重庆统筹城乡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明确表示，农民可以用农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成立公司，即“股田公司”。
正是这种以工商登记将土地权益正式转化为资本的试验，在全国首开先河的同时也引发了广泛争议。
刘启明表示，股田公司还在探索中，如果就单个公司的经营业绩来衡量这项改革的成败，猜测试点的废存会有失偏颇。“目前不同公司，在各个产业中都在探索土地入股的经营模式。”
重庆市发改委副主任徐强、科委副主任张文对桂楼公司以农民土地入股分红为特点的“东江模式”和种养结合的循环经济模式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并表示，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桂楼公司探索创新，做大做强，推动涪陵城乡统筹发展。
而重庆市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所长王渝陵在走访各个试点之后表示，担心公司破产后农民失地的心理出于对杨白劳现象的恐惧，在农民生存对农业以来程度越来越低的今天，就是杞人忧天。
城乡统筹课题组副组长廖元和则表示不对股田制作任何评价，但是他认为土地改革成败的标准是单位土地收益的最大化。
刘启明告诉记者，目前重庆市的股田公司有14家，主要从事种植业、养殖业。重庆本土的金科集团、南方集团、美心集团等均有股田公司，具体操作模式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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