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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东日记
操劳了一辈子的父亲母亲
过去在部队每年有一次探亲假，那时我们的孩子也还小，到哪儿也不怕影响学习，只要有时间我们就回老家，每次也可以在家住几天，对父母来说，也能常见到我们。这几年因为工作的原因，请假也比较难，再加之我们是低收入家庭，来回一次也要花不少钱，这样总是没有回去成，每年也只是过一两个月，就给父母寄钱回去，其他也就没有办法了。人都要老，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有一天我们老了也是这样的。到那时，我们的情况还不如我的父母，我们还有兄弟姐妹五人，总有一个人在父母的身边，将来我们上了年纪的时候，只有一个孩子，她不可能常在我们身边，再说我们也不希望她在我们的身边，因为对我们现有的这个县来说，经济太不发达了，只要有条件到外面去发展总比在这儿强。所以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的父母也还是比较幸福的，常有儿女在自己身边，这对将来我们以后年代的人是不可能的了。对我们父母来说，五个子女，总有人要回去，也总有人在他们的身边，这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还没有多大的影响，五个子女虽然每一个人的经济收入不一样，但人多了大家给一点父母的日子也还算过得去。
我母亲一辈子操劳，听说在她只有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嫁给了我父亲，辛辛苦苦五六十年时间，年轻的时候没有过上好日子。五个子女要成长，对父母来说是一件大事，一家人七张嘴要吃喝，过去又是大集体，挣工分吃饭，我们兄弟姐妹又都是处于成长阶段，要论吃饭一个比一个吃得多，那时粮食是根本不够吃的，对我一家人来说多少次是吃了上顿，没有了下顿，那时什么都是平均分配，是靠力气吃饭的，人多没有劳动力是不行的，父母又有什么土办法？这样对父母来说，真是想了不少办法，家里的自留地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唯一办法，地没有多少也就是两分地，真是想方设法种出更多的菜来，粮食不够吃，自留地种的各种小菜就成了我们填饱肚子的唯一，就是这样种出的菜也不能完全满足我们生活的需要。
那时不像现在这样，小菜比主粮还贵，有钱都去买粮，小菜是不值钱的，家里又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菜里没有多少油的话，吃下去是特别难受的，所以现在对我来说有的小菜我是不吃的，因为小的时候是吃够的了。家里穷没有法子，只要有吃的就不错了，只要能填满肚子就是最大的好事了。这样的过日子对我们母亲来说，是想了不少的办法的，东家借西家要的，还要时时计划着。借米面，借清油，还借食盐，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听着就笑话，盐如何借的？那时我们借食盐是用调羹来计数的，我的记忆中我们什么都向人借过，等到有了的时候就还给人家。
我们吃得最多的菜，有时没有一点油水，只有一点盐，吃后特别难受，就是这样菜也没有多的，因为地里是长不过我们吃的。在这样情况下，母亲总是让我们先吃，有多的她再吃，实在没有了就只喝点汤算了。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吃我认为是要放在第一的，这恐怕是我们小的时候常常吃不饱的原因，因此我任何时候都是比较节约的，对那些浪费的人总是很反感的，对我们的孩子也从小就在这方面要求特别严，不能浪费。
家里人多，穿衣也是件大事。
我们七个人要每人一年制一身新的衣服，那是比较难的，要花钱呐，吃饭都成问题，哪还有钱制衣服。吃穿住行，吃在前面，这样在我的记忆中，就是我上到了高中也没有穿过几件新的衣服，我们穿的都是大的孩子穿了小的穿，衣服总是补了又补，对母亲来说，白天要劳动已经是很累了，可到了晚上还要给我们缝缝补补，有时要到深夜，第二天又要早早地起床做家务。有一样，我们穿的鞋是每年要做一双新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是母亲一定要做的，为做这一双新鞋，是要想好多的办法，那时没有钱买新鞋，一切都是人工做。我们穿的鞋是布底，从每年最热的时候开始准备，开始是打“布壳子”，也就是把平时不能再用的旧布料，用浆糊一层一层地粘起来，到干了后作为做新鞋的底子用，最后一层一层地用线联起来，就是人们常说的千层底，到有钱的时候买上布做鞋面，这样把鞋面和鞋底用线联起来，就成了新鞋。就是这几双新鞋也够我母亲做的了，一方面是要用好多工时，要一针一线地做，那是不能偷懒的，另一方面是因为没有钱买布，虽然只有几双鞋面的布，家里能值钱的东西是没有的。
就是平常照明用的煤油(电灯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那里才有的)，生活上的盐之类的东西，也是只能等到家里的母鸡生下鸡蛋，家人又舍不得吃，拿到街上去卖了换点钱，那时鸡蛋也卖不了几个钱，就是这样也不是天天都有蛋的。等到有钱买到布，母亲又不知要用多少个晚上才能做好我们的新鞋，白天要做活路，一切只有晚上做，热天又不能做，因为手上有汗，冬天冷了才做，每次等我们的新鞋做好的时候，母亲的手已经被线绳勒开了口子，深深的口子。有一年在做好新鞋的时候，我自己就穿上了，由于是冬天很冷的，我就穿着新鞋烤火，不知是什么原因，新鞋的后跟被火烧了一个大洞，直到我感到痛的时候才知道，但为时已晚，为此我还被打骂了一顿，更让我心里难受的是，别人过年的时候都有新鞋穿，我穿的是补了疤的鞋子。
日记故事
其实这篇日记到此并未结束，后面谭东还叙述了自己与小脚外婆、兄弟姐妹共同度过的往事，整篇文字洋溢着浓浓的亲情。
谭东的家庭条件很困难。谭父77岁，谭母74岁，二老长年有病，所有医药费全部落在谭东身上。2003年夏天，还在大邑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秩序中队工作的谭东，把患脑溢血造成下半身瘫痪的母亲从老家接来送到大邑县中医医院治疗。在其后的很多个日子，谭东一下班就跑到医院，喂饭、揉背、洗澡，甚至用手帮母亲一点点抠大便……半年后，母亲在搀扶下能行走了！
成都市公安局一名民警在探访谭东母亲后知道了这些事情。谭母当时一边叙说，一边忍不住流泪。“她说，我不是悲伤，是觉得儿子太好了，所以感动，所以要哭。”这位民警告诉记者，为母亲操劳倒没所谓，但是“通便，不是一般人干得出来的！”他断言，如今衣食无忧，“爱音乐，懂生活”的年轻人，很难像谭东那样侍奉自己的父母。
谭东的父母没能给予儿子太多。没有油荤的菜，补了疤的鞋。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些东西实在微不足道；可作为儿子的谭东将父母之情铭刻在心底，在以纯孝之心回报老人的同时，对周遭群众的亲情也抱有极大尊重。
大邑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西岭雪山执勤组的炊事员刘建荛至今还记得，2006年9月的一天深夜，自己在执勤组接到大邑县家人的电话：16岁的女儿突发急病、四肢瘫软，“怕是要出大事了！”
刘建荛何曾听说过这等怪病？惊恐焦灼之下，忍不住大哭。
哭声惊动谭东，这个木讷的中年人尽力劝慰：“怕什么？还有我呢！”谭东本想亲自开车送刘建荛到县城，无奈当天该他执勤，只好把身上的1000多元钱全部交给刘建荛，然后帮她拦下一辆出租车。“不要慌，把娃娃赶快送到医院！”谭东在车窗外大喊。
坐在出租车上的刘建荛把那1000多块紧紧攥在手心，满手都是汗水。惶急的她突然想起那句话：“怕什么？还有我呢！”谭东温和微笑的样貌浮现在脑海里，她才略微镇定下来，把女儿送进了医院。医生告诉她，治病恐怕要花20万。刘建荛吓得傻了：自家一辈子怕也挣不了这么多钱！绝望之际，谭东的妻子汤静找上门来，交给她2000元现金，同时帮她为女儿办理转院手续，送到成都治疗。第二次检测的结果很乐观，刘建荛的女儿不过是因缺钾生病，身体并无大碍。
这件事情让刘建荛对谭东夫妇怀有深深的感激。不仅因为那雪中送炭的3000多块钱，也不仅因为汤静不辞辛劳跑前跑后。谭东是堂堂的执勤组负责人，自己不过是一个煮饭的临时工，两人非亲非故、“身份”悬殊；可是谭东那份急人所难、平等相待的真切感情，填平了一切鸿沟，让刘建荛感到前所未有的温馨。
无人能解释谭东为何要这么做。刘建荛勉强给出答案：“老领导”是个好人。但显然，答案与问题不构成因果关系。只是在翻看谭东的日记后我们相信，父母自小给予儿子的爱让谭东对亲情有一份天然的渴慕敬重，所以他见不得其他人因至亲受难而痛苦，所以他一定要出手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此言虽古，可以喻今。
本报记者宗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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