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并非赫鲁晓夫个人行为 1955年12月31日召开苏共中央全会，赫鲁晓夫提出了关于大规模平反的问题，根据速记记录，没有任何争论。全会决定成立以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主席)和阿里斯托夫为首的委员会，负责审查1937~1940年大镇压的资料。 1956年2月1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在询问了从监狱中找到的前国家内务人民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事务侦察处副主任罗托夫后，苏共领导层感到震惊：那些令人发指的大镇压，正是斯大林[SiDaLin]自己有计划进行的。阿里斯托夫问：“赫鲁晓夫同志，你有勇气说出真相吗？”赫鲁晓夫说：“在报告中也许还需要补充（这些内容）。”别尔乌辛、布尔加宁、米高扬支持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人则强调斯大林[SiDaLin]的功绩。他们都不反对说出斯大林[SiDaLin]时期的真相，但在对真相揭露的程度上意见有所不同。 1956年2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再次召开，会议听取了波斯别洛夫委员会的报告，报告指出，在大镇压时期，1937—1940年以反苏维埃活动罪共逮捕1920635人，其中688503人被枪决。赫鲁晓夫努力让大家相信，必须在代表大会上向代表说明，不仅是大镇压，而且还有关于斯大林[SiDaLin]的作用等问题，应该有勇气讲清楚，如果不说，则说明对代表大会心不诚。他建议由波斯别洛夫准备报告并在代表大会闭会时宣读，特别要对产生个人崇拜的原因——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特别是不诚实者之手，加以说明。会议最后对于向代表大会说明大镇压的情况，没有分歧，谁作报告成了问题。赫鲁晓夫建议让波斯别洛夫作，遭到大家的反驳：如此重要的报告不应该由一名书记作，而应该由第一书记作。1956年2月1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赫鲁晓夫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由此可见，要不要在代表大会上作揭露斯大林[SiDaLin]错误的报告的问题，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已经解决了，并没有争论。可以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反对斯大林[SiDaLin]，并不是因为其道德品质恶劣，而是时间的推移和大量真相的披露让赫鲁晓夫改变了对斯大林[SiDaLin]的看法，动摇了他对斯大林[SiDaLin]的崇敬。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SiDaLin]既是当时苏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得到了苏共中央的赞同，并不是赫鲁晓夫的个人行为。当然不排除存在赫鲁晓夫想借此捞取政治资本的因素，但不能否认赫鲁晓夫的责任感和道德感。赫鲁晓夫打开了监狱和集中营的大门，恢复了人们被践踏的荣誉与尊严，千百万家庭不能不感激他。值得强调的是，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SiDaLin]统治的残暴性，但他不能容忍人们对斯大林[SiDaLin]所建立的苏式社会主义体制的怀疑，这又是他的局限性。（摘自2010年第8期《同舟共济》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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