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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评：从冯艳政审事件看底层权申乏路 |
2009-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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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下午，因父亲上访被拘致报考遭拒的冯艳(化名)终于通过高考政审，获得了河北隆尧县公安局开具的高考学生政审合格证明，并参加了高校面试。派出所派专车送冯艳补办手续。（6月21日《新京报》）
冯艳终于通过高考政审，可以报考心仪的中央司法警官学院，于她本人是件值得高兴的事，于公众而言是值得欣慰的事。毕竟，“株连”并没有发生，“祸不及父母，罪不殃妻儿”的法理尤在。但是，通过这件事，却让我们清晰看到社会底层群体，权益申张缺乏足够的路径，让人百味杂陈。
株连，是一个令人想起就不寒而栗的词汇——即使正史野史轶史中那贪官犯罪“株连九族，满门抄斩”的故事，在阅读时虽痛快人心，却在我们越来越触及现代文明理念，设身处地念及自身时感到莫大的恐慌——那是反人性的暴政手段，更与今天现代法制“一人做事一人当”般的“罪责自负”法理背离。从冯艳事件上来看，只因为家长有过，子女就因为“家庭背景不清白”，从而失去上学的权利和资格——其中，潜伏着巨大的震慑威力——让一切社会分子，被动的做“顺民”或“良民”。即使你有冤屈需要上访，但“权利株连”会累及子女学业，这比因上访可能会被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当成精神病人抓走，更易击中上访者的脆弱之处，完全堵住了公民权益申张的路径！
而更令人心悸的是，这种株连并非孤例——几年前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为建商贸城强制拆迁“株连”公职人员，在媒体曝光后，“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就影响他一辈子”从此四海扬名……河南巩义市杜甫故里景区升级改造时规定，如有人抗拒拆迁，将被实行“株连”：亲戚中有人当教师的，停课；有做工人的，停工……就在最近，浙江宁波也发生“家长有犯罪记录，孩子不能上学”的“株连”事件：家长必须备齐包括“无犯罪记录证明”、“无违法生育证明”等在内的十个证件材料，孩子才有资格上学……在各个领域，“权利株连”的实质发生表明，一些基层政府部门工作中本身就存在着以“株连”治民的行政意识，而在这种意识之下，个体权利甚至群体权利的生长就必然会遭受压制。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冯艳自己的权益申张路径也并不宽阔，在政审表格被基层派出所以其父上访为由拒绝盖章之后，她必然是有过向上申诉的过程的，然而最终却靠媒体的介入报道，才得以“舆论维权”。不是吗？假如不是强势媒体的介入报道，不是引起了舆论的攻讦，冯艳的政审会得到上级公安部门“特事特办”般的通过吗？会有“专车护送”补办手续吗？难，真的很难！这不是我妄意猜测或诽谤有关部门的办事方式和效率，而是类似在媒体舆论监督之后，行政作为才得以改善，公民权益才得以申张的事例，我们见得太多太多。
无论是“权利株连”，还是“舆论维权”，都清晰显见了底层社会人群的权利尴尬和现实，诉求路径狭窄，个体权益受挟。这不该是民本社会应有的现象，因为和谐社会的磐石是建立在人人权利平等的基础之上的，这是现代法治社会法理的要求。因此任何一个个体的权利本就该在权利保障的正常轨道自然运行，是不该受到行政的“株连”歧视和“舆论”帮助的，无论哪一种介入都说明公民权利在受伤在坍塌。而任何个体权利的坍塌都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都会影响到社会权利的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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