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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话语权”的媒体，必须学会培养现代社会应有的法治精神，在行使舆论监督权力的同时，自觉维护司法独立判案。而司法机关必须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法律工作者的良知保证自己审理的每一起案件，都能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考验。
6月16日，湖北省巴东县人民法院对备受关注的“邓玉娇案”作出一审判决，认为邓玉娇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属防卫过当，且邓玉娇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又有自首情节，所以对其免除处罚。此判决结果一出，立刻引来公众极大关注。很多人为之欢呼，称之为舆论和民意的胜利，还有人认为，这是司法经与舆论民意互动而趋向公正的成功。
邓玉娇案的一审判决结果，到底是在社会多方力量制衡下形成的“司法公正”，还是司法机关受到种种因素干扰后息事宁人的“司法尴尬”，明眼人自会有自己的思考。在没有调查研究、没有掌握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局外人不应随随便便作出判断。然而，从邓玉娇案发生后出现的一系列事情看，对于期盼中的社会“司法公正”的实现，人们感受更多的也许还不是所谓“胜利”的喜悦，而是诸多问题的沉重。
我们的一些基层司法机构，为何如此不能得到公众舆论的信任？邓玉娇案被披露之初，出于对邓玉娇受损害的弱者地位的同情，出于对无良官员无耻行为的愤慨，公众舆论就站在了邓玉娇一方，这本可理解。但不正常的是，公众舆论似乎有一种天然的怀疑，即认为司法机构会偏向权势者一方——即便本案中的权势者只是区区几个乡镇干部。在这种成见之下，公众舆论虽然不掌握任何证据，也会对巴东县警方的情况通报反复质疑。
当然，不能不承认有这样的社会背景：确实有一些基层司法机构，在办案过程中受到权力和财势的影响左右，丧失应有的公正，对弱势者的利益保护不够。这是让舆论产生不信任感的根本原因。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即使有这些个别现象存在，舆论就可以自居正义之化身，凡事将自己的判断凌驾于司法判断之上吗？
在成熟的法治社会中，一个具体案件的审理，需要对事实进行多方调查、取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作出公正判决，这应该是一个严谨的专业化的过程，应该得到社会的充分尊重。否则，所谓法治社会建设根本无从谈起。然而在邓玉娇案中，一些时评家，一些所谓“意见领袖”，在远隔千里，仅凭道听途说、主观臆想的情况下，就率尔操觚，在公共空间对案件性质随意做出个人判断，以自己眼中的“正义”为终极正义，有些甚至完全缺乏法律常识。这样的所谓“舆论监督”，是否真的符合现代法治社会的精神？
有人说，反对“舆论干预”、“舆论审判”在当下社会语境中过于迂腐。在司法机关办案确实容易受到权力、财势影响的情况下，社会舆论对于司法的影响、对于弱势者权利的保护是一种必要的平衡。试想，如果邓玉娇案没有社会舆论如此广泛的关注，结果会不会向有权势者一方大幅倾斜？
的确，对于这样的假设，谁也无法给出肯定的答案。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回答的是，以一种错误倾向去纠正另一种错误倾向，决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历史和现实都无数次证明，“矫枉过正”从来不会给社会带来真正的正义，只会给社会带来新的危险。在健康成熟的法治社会中，“舆论监督”和其他监督方式一样，对保障司法公正的实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这样的监督必须保持在法治的限度之内，不能用舆论和“民意”的情绪化表达，影响司法机关的独立、理性判断。倘若有人认为这种常识的坚持是“迂腐”，那我们只能称之为“轻狂”。
建设健康成熟的法治社会，让司法公正在最大限度上获得实现，必须防止和消除权力、财势对司法公正可能带来的损害，这需要我们在制度建设和完善上付出艰苦的努力，加强舆论监督就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环。但舆论监督不能代替司法办案，特别是掌握“话语权”的媒体，必须学会培养现代社会应有的法治精神，在行使舆论监督权力的同时，自觉维护司法独立判案。而司法机关必须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法律工作者的良知保证自己审理的每一起案件，都能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考验。只有这样，我们每一个人的公民权利才能得到真正保障，建设法治社会的目标才能得以真正实现。（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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