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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施燕华是第一批进驻联合国的工作人员之一。她曾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驻卢森堡大使等职。施燕华经历了中国四代领导人，参与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是新中国外交传奇的见证人和亲历者。
1965年，我到外交部参加工作，当时和我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有49个。毛主席曾说，我们在国际上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句话的寓意是：国际上的任何规定都对我们没有约束力。当时中国正处于封闭状态，美国对中国封锁禁运，中苏关系又已恶化，我国处于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状态。后来我们到联合国之后很多活动都不参加，处于一种非常超脱的地位。现在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是一个负责任、遵守国际法则、遵守游戏规则的大国。可见这期间我国外交的变化很大。
第一次给周总理当翻译
一个星期六，周总理要会见美国黑人领袖杜波伊斯的夫人。领导让我去，这是我第一次给周总理当翻译。当时我听很多人说周总理对翻译要求很严格，如果他认为翻得不好，就会说：“你不行，换一个翻译。”所以我心里一直打鼓：“怎么办？”当时大家都鼓励我说：“你别怕，总理对男的比较严厉，对小姑娘是很宽容的。”听到大家这么说，我心里稍微轻松了一点。
这不是一次政治会谈，分量相对轻点。因为事先准备比较充分，加上题目也不是太敏感、太难，所以我在翻译过程中，比较放松。外宾走了之后，总理就把我留了下来。他问：“你是哪儿的？”我说：“我是外交部的。”总理又问：“什么地方人啊？”我说：“我祖籍浙江。”他说：“外交部江浙一带人很多。你翻得还不错嘛，将来好好努力改进。”这次总理给了我很大鼓励。
当时周总理和陈毅外长经常出席亚非拉国家的国庆招待会。有一次，陈毅外长致辞，英文翻译稿让我念。我念完后，总理就对翻译冀朝铸说：“这个女孩子发音、念稿子还不错，就是语调平淡了一点。你们好好辅导她。”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我们要派代表团去联合国。11月9日出发前，周总理曾两次会见代表团，而且都是在深夜他处理完各种事务之后。第一次是见全体代表团成员。当时周总理很高兴，会见结束后，他拿着代表团名单，从乔冠华开始念每个人的名字。最后一名外交官是我，我当时是随员。总理念到我时，我站起来了。总理说：“哦，是你。”看见上面写的是团员，他说：“噢，还没入党。没关系，你到了纽约好好争取入党。”后来我挺努力的，到了纽约后真入了党，没有辜负总理的期望。
最后一次见总理
1975年7月1日，我最后一次见到总理。这一年中泰建交，泰国总理克立·巴莫访华，周总理在305医院会见他。
总理非常注意接见外宾时的穿着。尽管他只有两套中山装，但总是很整齐、熨得很平，脚上总是穿皮鞋。但当时，总理因病脚肿得很厉害，只能穿布鞋。在建交公报上签字时，我看出总理的手在发抖，面容憔悴。
我们都不忍心打扰他，签完字我就跟着外宾往外走。但周总理突然叫住我，他对我说：“哎，你过来，你回来了？”我觉得很惊奇，总理还记得我去联合国工作了。接着他又对我说：“别走，别走，握握手。”我说不出话来，只对他说：“总理，您保重。”没想到这次握手竟成了永别。
“在地上打个洞，下去就是中国”
1971年11月9日我们乘飞机从北京出发，取道法国去美国。飞机还没下降，乘务员就开始广播：“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快到美国肯尼迪机场了，下面有400名记者等着你们。”下飞机后，代表团发表了机场书面讲话。尽管美国记者对着团长大喊大叫，他还是以微笑相对，不回答任何问题。
我们住在罗斯福旅馆，旅馆为中国代表团专门辟了一个饭厅。只要饭厅的门一开，就能看到很多镜头对着门内，门外“蹲守”着很多记者。他们什么问题都问，什么都很好奇。
有一次我上街，被一个老太太拦住了。她说：“Hey！AreyoufromRedChina？（你来自‘红色中国’吗？）”她说我都成电视明星了，每天都能看到我，因为我总在后面做翻译。还有一次，我碰到一个老头，他说：“你们从RedChina来，你们早该来了。”这说明美国老百姓对中国还是很友好的，而且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是不公正的。在招待会上，有些人看到我们激动得流了泪。有一个美国人跟我聊着聊着突然说：“啊，我太激动了。I’mgoingtokissyou！（我要亲亲你）”接着就在我脸上吻了两下。还有美国人说：“我们离你们很近。上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在地上打个洞，下去就是中国。”
11月15日，我们第一次出席联大。按照规定，由每个地区组派一个代表致欢迎辞，而且时间有限制。结果在这次大会上，各地区代表致词后，其他国家代表也都要求发言。不能不让人家发言啊，结果会议从上午10点开到下午6点半，发言者一个接一个。乔冠华发言后，一些支持我国的代表到我们代表团的座位前排起长队，向他表示祝贺。当时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作为中国人真光荣。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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