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春节，母亲给我下了最后通牒，要么从北京带一个女婿回来，要么老老实实回家乡找婆家。27岁的大姑娘，连个男朋友都没有，再过两年，高不成低不就怕是连个像样的男人也找不到了。
母亲说得不无道理，每次节假日回家，总要参加同学的婚礼，或是赶上同学生孩子请客，像我一样的“单身汉”越来越少。我的工作在北京拿着3000块钱的薪水，在那个生活节奏快的大城市里，我充其量算得上一个三流白领，勉强够自己花销，事业没有多大的发展前途，我心里明白，早晚是要回到家乡去的，但是因为有他，我就是舍不下这份工作。
2008年春天，他突然告诉我他要和一个北京的女孩儿结婚了，对方大他三岁，北京户口，有房子，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他说这对于他一个小县城来的人来说至少可以少奋斗10年，就连未来的孩子一出生都会成为理所当然的北京人。
